王缵绪是谁？如今年轻一代读者或许已感到很陌生了，从重庆巴蜀中学走出的万千学子对这位母校创办人或许也不太了解，因为他的名字被尘封了大半个世纪，他的悲壮人生故事早已随风而去，飘散在岁月的烟云中，不着一点痕迹。其实他的人生亮点不少，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四川兴办现代报纸和教育的先行者之一；最早推行现代城市改造的人物之一；1937任民国政府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军嫡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指挥，全川保安总署总司令；1938年1月刘湘死后又继任四川省主席，身兼军政数职，二次主动请缨，领军出川，奔赴前线，指挥过多次会战和恶战，例如著名的“大洪山保卫战”就是他打出来的战绩之一，当年由《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报道的“大洪山老王推磨”，磨死日军的佳话，至今依然在坊间流传，是老四川人茶馆里的谈资，由此可见口碑不差。
1945年8月，重庆市民举行盛大游行，欢庆抗战胜利结束。王缵绪时任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重庆市警备区司令。
另外还有抗战时期著名的“石牌保卫战”，如今台北国史馆的文献记载，当年民国政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下令，由副司令长官王缵绪率领川军作为主力，死守鄂西石牌隘口。在那场恶战中，川军士兵的血性昂扬，血溅沙场，杀敌无数，被后世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后成功地把日军阻挡在三峡夔门以外，确保了抗战大后方安全，使华夏民族免遭灭顶之灾，当为信史。除此之外，王缵绪还带领川军，亲历过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十多个抗战时期的重大战役。1949年12月临危受命，是国军留守大陆的最高军政长官，在成都凤凰山机场送走了蒋介石专机之后，为了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免于战火涂炭，毅然率部起义，开城门迎接刘邓贺大军入城，类似于在北平开城门的傅作义，作为起义将领，王缵绪曾在新政初期，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省文史馆研究员，如同川军将领熊克武，刘文辉等，均受到新生政权的礼遇，是那个年代的一页真实历史篇章。
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在重庆私立巴蜀学校操场上作《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
其实撇开王缵绪的军旅生涯，早在抗战初期，王缵绪在民间做过不少善事，例如接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知名教授，文化人等，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为他们避难大后方提供栖息下榻之所，寄宿在自己创办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及附属的物业里。当年这所学校偏安老重庆城区一域，依山旁水，环境幽静，规模很大，有教学楼群，教职工和学生宿舍及不少民宅大院，为初来乍到的民国政府前敌军事总指挥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文联前身）等军政文化机构提供了临时办公地点，汇聚了太多党国政要和文化名人，成为了当时的避难场所。林森，于右任，周恩来，叶圣陶等国共要人到校发表抗战演讲并题词，其间发生的故事可歌可泣，鲜为人知。如今从王缵绪的这些过往事迹来看，应该公允地说，他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都是有贡献的，人生晚年本应该像熊克武，刘文辉一样，也被请进京城，赐封个副部级的闲差，不问政事，养起来，直到送终，或是大隐于市，宅在成都府里，舞文龙墨，含贻弄孙，颐养天年。没想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来了，因发表不同意见，不受上方待见，下套抓捕，罪名是莫须有的“投敌叛国”，关押在四川公安厅看守所，与世隔绝三年，于1960年绝食而屈死在大牢里，尸骨未存，从此人间蒸发，这就是他的人生宿命。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未得平反昭雪，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遁了。他的事迹不见于官修正史中，以及正式出版的各种文本，偶有述及，亦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仿佛都在刻意隐瞒什么，这世道对他太不公平，仅为这一缘故，若不把他写出来，还原真相，似乎对不起抗战大后方乃至现代中国历史应有的那一页缺失篇章。如今唯有成都人民公园对面的那座民国将军楼，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还矗立在那里，作为历史见证，还在默默地述说着王瓒绪家族四代人的悲情往事。据王缵绪的嫡系长孙王复加（曾名王凤昌）先生提供的家族史料，他爷爷出生于1885年，四川西充人氏。1906年，他年方20岁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专业,1908年毕业后在晚清新军中担任见习排长，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等,驻扎成都。1911年参加保路同志军，从此投身革命运动。1923年至1928年，与于右任先生联袂创办“海上停云社”，编辑出版《停云社刊》和《停云书画集》等，前后参与文化活动共六年。1924年，北洋政府任命他为21军5师师长，并于同年兼任成都市政督办，相当于如今的市长。在他的任上，致力改造成都市政，疏通马路，主持过东大街的扩建，成都春熙路的开辟，引进现代交通，邮政及通讯工具等，对四川的社会发展功莫大焉，当年的北洋政府主帅，直系将领冯玉祥感念他做出的政绩，授予他“徽威将军”称号。然而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修成的各种版本志书，已将他的事迹抹得一干二净，而且张冠李戴，以讹传讹，令人唏嘘不已。上世纪抗战初期，王缵绪曾任四川省主席，在成渝二地推广现代教育，如今重庆巴蜀中学的前身即是1929年他亲自创建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下辖巴蜀幼儿园、巴蜀小学和巴蜀中学，其间发生的故事多多，不仅展示了该校的过往沧桑岁月，更是一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画卷。回望历史，1927年重庆建市，将通远门外数万明清荒冢悉数夷为平地，辟为新市区，始建城区马路。到1928年初，市区范围已拓展约一倍。1929年2月15日，重庆正式设为省辖市，又继续扩展城区范围。在此期间，王缵绪经人介绍，个人出资十万大洋，买下重庆两江潮头的一片坡地。这片坡地位于原观音岩至大溪沟地段，原属晚清遗老的“逊清园林”，占地100多顷。园主姓张，故名张家花园。民国初年卖给重庆“德生裕”钱庄老板魏翊丞，曾取名“怡园”，还修建一座洋房，名叫《春晖堂》。多年以后，园主破产，园中无人照管，花木凋零，蔓草丛生，风光不再，但当地人按照习惯仍称此园为“张家花园”，即是今日重庆重点中学“巴蜀学校”的前世今生。就在这里，王缵绪创办了一所规模超大的中等学府，取名为“重庆私立巴蜀学校”。从此，这位四川军政大员步入了教育事业，作为创建人，担任学校董事长，前后长达21年，在现代中国早期教育史上是绕不过去的一段历史，对华夏民族的功德，不输他的同辈友人卢作孚先生，都是那个年代天府之国的翘楚，然而彼此命运都不济，先后殒命于红色大潮。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厉行义务教育，限20年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都受四年之义务教育”，并拟定义务教育实施方案予以推行。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颁布《私立学校规程》，鼓励支持私人办学。在这样的形势下，王缵绪得到感悟，决意将这座破败凋敝的园林，改建成他所希望的青青校园，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于是，他从规划与设计、购置材料至建设施工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与心血。当年，王缵绪对兴办巴蜀学校关注有加，事必亲躬，曾惹得四川军阀刘湘不悦，呈报北洋政府，非难他“不专心从事军政”。这一告状让王颇为尴尬，恐耽误国家重任，遂登报辞去军职，原文载于1929年5月18日重庆《大中华日报》和《巴蜀日报》，在重庆陪都闹得沸沸扬扬。结果是，王缵绪的辞呈未获北洋军政部批准，王缵绪兴学之事得到社会舆论与民心的普遍认可，刘湘感到很无趣，从此对其兴学之事不再说三道四。为此，王缵绪投桃报李，将刚建成的巴蜀学校第一园区取名为“湘院”，取悦于刘湘，从此相安无事。建成的“湘院”一期工程有4间标准教室，教师办公室，学生宿舍，可容纳500余人住宿，民国年间已是规模不小的中学校园，学生敬惜纸墨，习读格致，采用的是民国政府教育部制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科教材，崇尚的是礼义廉耻，增广贤文，遂成为大后方倡导新式教育的示范样板。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文联前身）临时办公地点
前些年，重庆巴蜀中学后门坡下有一段围墙，内嵌着四根罗马风格的柱子，几十年来无人留意。后来的一次偶然发现，从这四根残柱，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史料记载，原张家花园占地百顷，园门上方有“怡园”两字，门脸不高，进门后有一堵屏风墙，挡住视线，是典型的中式园林风格。王缵绪将其改建为有四个立柱形的学校大门，上书“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几个大字。并将门内的屏风墙拆除，令视野开阔。除此之外，还将部分园地及荷花池填埋，建成大操场，与石梯连接，在石梯的上方又兴建了供学校使用的一片校舍。校园内原有的木质长廊得以修复，拓宽道路，遍植花木，用小木板制成标牌，提示花木名称、性能与效用。除此之外，还专门兴建了小动物饲养场和种植果蔬的小农场等配套设施，为学生提供了认识自然生态的好去处。上图：巴蜀学校“棫园”王缵绪所建，大门上方两字为他亲笔所题。
1931年，王缵绪将原有的几幢张家花园建筑，如“四宜厅”“艳香亭”、“友竹山房”、“春晖堂”、“杏花村”等，因年久失修或不适宜作为教学设施全部拆除，另建新校舍代之。例如在校园左侧创建了一幢三层大楼为教师和学生宿舍，取名为“觉楼”。同年建成的还有大礼堂、学生活动室、医务室、图书馆、藏书楼、膳堂、厨房、浆洗房、厕所，以及供学生锻炼身体的游泳池、篮球场、网球场、垒球场、足球场、游戏场地等。这些配套设施及建筑在当时国内都属一流，令人瞩目。1932年，王缵绪又完成二座三层教学大楼，教员宿舍，学生宿舍等，其时已能容纳逾千学生之用。学校医务室可为师生体检、注射、防御、医治病患。图书室藏书逾万册，标本实验室可上自然科学实习课，设备室可存放教学用品，另外还有美术室，练唱室，社会室、家事室等，足以提供十多个班级使用，当年学校硬件设施已是“五脏俱全”。他还亲自为新教学大楼取名并题写“诱诲堂”，其寓意为“循循善诱”和“诲人不倦”之意。当年，王缵绪购置了占地面积100多顷的张家花园，乃是颇具眼光之举，那里环境幽静，具备长期办学的教学条件。建校工程历时三年，一所规模宏大的巴蜀学校始得落成。与此同时，王缵绪还在旧张家花园临街一边修建了八座西式套房，作为临街商业铺面店房，形成了坚实屏障和围墙，让坐落其间的整个校园与外界隔开，达到校园内既安静又安全。这八座西式套房均为独立的大院落。他为新建的西式套房分别取名“菁园”、“莪园”、“朴园”、“棫园”、“可园”、“宜园”、“亦园”、“怡园”，并为其中两处院落题写院名，分别为“棫园”和“菁园”。前者取自《诗经·大雅》的篇名“棫朴”，意谓用人有方，人才众多。后者取自《诗经·小雅·菁菁者莪》篇的简称，旧时引用“菁莪”典故，比喻教化人才。由此可见，身为四川军政府主席的王缵绪，其旧学功底至深。在民国年间的国内各省封疆大吏中，他是极少考取过秀才的官人，出类拔萃是不言而喻的。由重庆私立巴蜀学校董事长王缵绪聘请的校长周勖成与教职员及家属合影，右四为周勖成1933年，王缵绪又将新建的临街三十七套房屋所获租金，长期用于供养学校正常开支，以房养校，自负盈亏，让学校处于良性运行状态，不至于捉襟见肘，入不熬出。该校校史账目记载：“先建八座西式店铺房均为独立院落，专门用以出租，所得租押金，由校董王缵绪全部作为巴蜀幼稚园开办后的常年经费。”由此可见，王缵绪对办学事宜确实很在行，令后世的读书人办学望尘莫及。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创建于风云动荡的年代，王缵绪身为国军上将，省政府主席，还致力于兴办学堂，实属难能可贵。行笔于此，让我想起了不少民国军阀办学的旧事，例如山西的阎锡山，行伍起家，却心存教育救国理想，一生酷爱兴教办学，在山西率先推行义务教育，使民国山西的义务教育入学率竟然达到70%以上，闻名遐迩。类似的还有军政大佬张作霖，孔祥熙，张宗昌，蔡锷等，他们守本与开新，兴学造福华夏子孙的事迹，如今已成绝响，传为一代佳话。四川的王缵绪亦不输同辈，认定“唯有振兴教育，方能救民水火，开化万端。”于是苦心拟出“公正诚朴”校训，教化学生心灵，意在通过启迪民智，培育人才，改良社会风俗为宗旨的社会教育。他倾尽个人之力，擎起巴蜀学校一片天地，为之跨省高薪聘请名师，为之遮风挡雨，为之苦心孤诣，为之数次变卖家产以提供资金，来保证学校能在战争年代继续发展教育。在当时的大西南地区，曾得到社会各界认同与赞誉。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屡遭大轰炸，巴蜀学校也身陷危境，王缵绪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这所学校提供荫护，收容了数以百计战区沦陷儿童和抗战军人子女免费就学，并承担了防空宣传的义务与重担。那个年代，还有大批军政人员，社会贤达人士的子女曾就读在这所学校里，后来不少还成为了国共两党的栋梁之才。仅以中共阵营为例，就有国务院总理李鹏夫妇，副总理邹家华等，全国政协副主席阎明复等，都曾是巴蜀学校的毕业生。抗战时期，王缵绪的长孙王复加，在校名字是王凤昌。据他回忆，“我在校中操练童子军，校园里的大标语上写着“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学生军旗上写的是：班超班、岳飞队，文天祥团。做作文，同学们文章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辞语是：“枕戈待旦”，“闻鸣起舞”，“马革裹尸”，“同仇敌忾”等成语。”由此可见，当年的国难时期，即使半壁山河巳陷日寇敌手，巴蜀中学依然精神昂然，校旗猎猎，弦歌不断，庇荫了大批流亡青少年，他们成长于巴蜀学校。还记得多年前，笔者在成都送仙桥文物市场地摊上淘宝，曾淘得一册抗战时期重庆私立巴蜀学校的同学录，里面辑录一首歌曲，叫做《送别》，词作者是近代大才子李叔同，被世人尊称为“弘一法师”。他既是一位艺术巨匠，又是一位得道高僧，无论是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书法、教育、佛学等，他都做到了极致，丰子恺、潘天寿等美术大师，均为李叔同弟子。这首曲调取自约翰·p·奥德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在19世纪后期流行于美国。李叔同填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正是那个战火纷飞年代民族存亡之时的逼真写照，唱哭了整整一代人。前些年，台湾中山大学诗人余光中教授曾多次返蜀，难忘他在嘉陵江畔巴蜀中学度过的岁月，说四川是他的第二故乡，颇有杜鹃啼血之念。这让我想起了抗日中的天府之国，德阳罗江容纳了內迁的国立六中分校，乐山（嘉定）容纳了从汉口迁来的武汉大学，李庄容纳了上海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三台容纳了东北大学，叙永容纳了西南联大分校，重庆容纳了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成都华西坝容纳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与华西协合大学一道，共建抗战校园。陈寅恪、钱穆等大师也执教于此，华夏民族薪火不灭，是那个时代悲壮而又凄美的历史篇章。在重庆遭受大轰炸最为惨烈的阶段，王缵绪将学校一度迁往西充老家避难，同时也为家乡学子开辟了教育新天地，如今的西充巴蜀分校即是历史见证。当年王缵绪的个人坚定办学信念，感染了避难重庆的党国军政要员，纷纷为学校题词，给予赞许及肯定，使巴蜀学校声名鹊起，闻名遐迩。经过他20多年的不懈努力，将重庆巴蜀学校发展成了一所具有幼小中高的完整学府，在民国时期处在整个教育系统的领先地位。
王缵绪为巴蜀学校举办的战时训练班学生颁发结业证书，证书上有其签章，图片是一位女学生。
八年抗战中，重庆私立巴蜀学校逐步发展，在校学生逾千人，开设课程与训练科目都与战时密切相关，民国政府遂将其确定为“战时学校”，其作用已不仅是教书育人，更是响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为国家与民族承担使命，输送了数百毕业学生投笔从戎。王缵绪兴教救国之举，为巴蜀学校赢得了殊荣，其办学成绩享誉海内外。在该校十年校庆之时，逾百位党国军政要员，纷至沓来，争先恐后地为这所“战时学校”题词赞许及肯定。前些年，我曾到台湾，查阅了台北国史馆里有关抗战时期的四川卷宗档案，内有记载重庆私立巴蜀中学的不少文字。校庆之日，王缵绪已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正在抗战前线，指挥鄂西和常德战役，未能返校，参加校庆活动。但有民国政府众多高官到校致贺，谨此举偶：国家主席林森、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司法院院长居正、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粮食部部长徐堪、交通部部长曾养甫、农林部部长沈鸿烈、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军委会处长陈果夫、国民教育辅导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经农、法规委员会委员余井塘、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刘峙、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社会事业委员会委员张一尘、军事委员会厅长郭沫若、财政部金融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翊群、重庆市教育局局长雷啸岑、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华国、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温少鹤、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何鲁、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奎安、重庆巨商汤壶峤，以及黄炎培和郭松年等社会贤达到校祝贺，并惠赐墨宝，为校庆捧场，实属非同寻常，这样的“文武百官”阵容，集体出动，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开创了奇迹。除了王缵绪的个人声望和影响外，还应该归功他的办学成绩得到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认可。该校曾获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词《成绩斐然》的金字招牌，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创作了《巴蜀学校校歌》，即是历史见证。1943年5月22日，重庆主要报纸刊登巴蜀学校校友会启事：“母校成立迄今已届十年，为谋情谊联络，拟筹组校友会。”这是当年王缵绪聘请的周勖成校长等三十人发起，筹建的早期巴蜀学校校友会。校庆当天，由孔祥熙、何应钦等党国军政要员，共计三十四人带头发起，为王缵绪筹建“治易兴学纪念堂”，以表彰他捐资兴学义举。发起人孔祥熙称：“有感于重庆巴蜀私立学校创始人兼董事长王治易（王缵绪）先生热心兴学，创设本校，所费不赀，艰苦支持，尤非易易，今有众多军政官员发起筹建《治易兴学纪念堂》，以志景仰！”当天发起人向社会公布的同时就筹集到资金总额二百万元（国币），这仅仅是由发起人认捐数目。事后，由王缵绪把这笔巨资用到修复日寇炸毁校舍之中，可圈可点，辑录于此，是以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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