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死后，围绕谁接任四川省主席职位问题，民国中央政府与四川军政各个派系展开激烈论争。四川各界以武力反对蒋介石任命张群主川，扬言若张群胆敢来川，将部署行动，以大炮相迎，并在成渝及各地市示威游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各界联名，发电中央，要求调回王缵绪主持川政。因双方相持不下，情形趋于紧张，蒋介石电召王缵绪、唐式遵、邓锡侯、王陵基等人到汉口，派何应钦和贺国光双方会谈。最终结果是，以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该集团军仍在鄂东北对日作战，另一个军也在鄂西北前线作战；责令王陵基限日赴江西组编部队，因潘文华曾受刘湘倒蒋行动影响，已留川接受审查。后经王缵绪再三向蒋介石请求，争取到蒋介石任命潘文华兼川康绥靖副主任一职。读者可参见历史图片佐证。
上图说明：台北国史馆典藏的抗战文献，民国1927年4月15日，蒋中正致王缵绪的亲笔信函原件，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便用笺，档案编号12868，因年代久远，部分字迹已模糊，大意有：“成都王总司令治易兄，勤呈寒申电悉。安抵成都，鄙意代遣，融通上下，公忠体国欣慰，何似仲三职务，当以兄意决定，勿念。中正手书”。信函中的“仲三”即潘文华的字号。同年3月，中央政府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政府代主席。因前线战势吃紧，王缵绪仍在前线指挥激烈战斗。4月27日，王缵绪致电蒋介石，恳请收回代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介石最后致电称：“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作为抗战初期的四川省政府代主席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在其任内，奔驰川鄂两省，继续督战前营。
同年8月，国民党中央军政部再次下发公文，正式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和四川保安总司令，彼时王缵绪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上任后，推行一系列新政，即改革四十多项法规制度，使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步入正轨，从而得以支撑持久抗战。那年月，在日军轰炸重庆陪都的国难时刻，王缵绪主动请缨，以四川省主席和第二十九集团军总指挥的头衔，领军出川，奔赴前线，以期固守四川屏障，把日军阻挡在夔门以外。（上图：1938年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王缵绪事迹，图片上方繁体汉文有“四川将领王缵绪谒蒋，请示出兵抗敌并受命主持蜀政”字样，可以佐证那段历史篇章。）值得肯定的是，当年王缵绪作为四川军政统制首脑，不仅促进了国民政府对四川军阀体系的改革，在军事上推行制度，建立军、师、团三级的军事管理体制，成功完成了对四川各路军阀势力的改组，使其军队国家化，以提升将领军职特权，调动川军出川抗日，以及保证抗战中川军将士源源不断的奔赴前线。抗战八年，川军出川抗日人数远远多于其它省份，如今看来是有因果关联的。
1939年，王缵绪作为省主席，曾鼓动刘湘的三叔，四川军阀刘文辉出川抗战，但他以部队兵员短缺、吸食烟毒成性，无可应战为理由，拒绝出川抗战。后来王缵绪划地割让，任命他为“西康省主席”，主政川西，旨在鼓励他改弦更张，出兵抗战，得到他的欣然接受，乐意遵照王主席指示，先到西康省暂时“蹲点”。后来的事实证明，刘文辉确实打仗不行，当年就败在令侄儿刘湘手下，但他搞教育却是颇有见地，仰仗的是刘氏家族的诗书传家，不输二哥刘文彩和侄儿刘湘办学，在西康省兴办学校，搞得风生水起，有不少办学历史旧影佐证，至今传为佳话。抗战初期，四川在经历了多年军阀混战之后，民生十分艰苦，尽管如此，王缵绪仍然为前线招募，训练，输送了逾200多万士兵，在成渝二地兴建了数十个兵工厂，促成大后方各行各业迅速到位，不断为前线提供物资需要。在国难最为惨烈时刻，王缵绪的家乡西充百姓也是日子难过，他曾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要求卢作孚“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可见他的爱民之心。那年月西充地瘠民贫，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他每接乡讯，深恻于怀，凡有西充人找到他都予以“打点”。特别是灾荒年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穷苦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缵绪二话不说，吩咐“拿碗添饭。”有时人多，碗不够用，他就吩咐“没得碗就用瓢。”而这段佳话让西充民众流传至今。当年王缵绪为挽川省颓局，行霹雳手段治理军政，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及改革四十项法规制度，促使全国抗战陪都大后方及时步入正轨，各行与各业共同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诸多新政一直延续到了国民政府退台为止。这些新政包括：“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1938年）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1939年）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 这段文字可视为历史佐证。
除此之外，王缵绪还亲自制定《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等等规定，另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号召所有公务员应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应酬；不准借婚丧庆寿大摆宴席，收受礼物；在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挽留或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可迁就”。这些新政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启迪意义。（上图：王缵绪麾下的第44军，驻守湖北江防的第150师，师长许国璋是川军将领，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从背景里可看到长江岸边的无数舟楫船只。）1938年8月11日，朱德曾致电王缵绪称：“治易仁兄足下：戎马倥偬，疏于问候，良用疚歉。此次驱敌寇于河滨，乘机拜谒诸长官，报告华北战绩，借此作书，聊申萦念之殷，并致意于川中父老兄弟。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不置。……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这封电文表达了国共两党在共同抗日和民族大义上的共识，遥相呼应，同气相求，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朱德对王缵绪的敬重与钦佩，溢于言表。1940年，国民政府表彰王缵绪的战功，加任他为陆军上将军衔，并授命该集团军掩护第五战区多军撤退后，再次率军进入湖北大洪山地区，誓死保卫大后方，完成阻击日军攻取四川的艰巨任务，遂使重庆陪都安然无恙，民国政府得以幸存，华夏民族薪火不灭。
1942年初，蒋介石委以王缵绪重任，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授命他指挥鄂西、石碑、常德等重大战役。1944年再次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陪都卫戍总司令并授命指挥长衡会战。（上图：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机密档案，去电录底纸，落款时间为民国1932年3月31日（1943年3月31日），编号9465，A字039，文字有“礼县王总司令治易，鉴此次力挫顽寇卓著，勋勤至深，嘉慰，尚望益励所部，继续图功，至此后官兵伤亡情形以及作战有功官兵并希详细查报为盼中。”）从这份如今已公开的机密电文，可见王缵绪当年肩负的责任。
台北国史档案馆收录了不少四川抗战文献，相关内文记载：从1937至1945年抗战时期，王缵绪除担任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外，先后担任过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领四川军人指挥过的会战有：武汉会战的外围江防作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二次长沙会战、湖滨会战、鄂西会战、石碑会战、慈利会战、石门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赣粤边区与西峡口战役等。大小作战无以计数，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6万余人。在整个抗战中，曾追随省主席王缵绪出川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所辖44军和67军共6万6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士兵4万5千余人，总共11万多官兵，不算后续整编加入人数和补充士兵。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与他返川的官兵仅存2万余人。（上图：抗战时期，由王缵绪代表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的“卫国有功”锦旗，上书“抗日军人家属荣誉纪念”字样，由一位重庆大爷手持。）
王缵绪与他麾下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战士们在战场上，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民族独立的金字塔，拿自已骨肉去砌成”的誓言，战功卓著，荣获嘉奖。1945年抗战结束，他当选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由蒋中正亲自提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上图：1945年，王缵绪获得中国“抗战胜利勋章”，是当年的最高荣誉。）1946年民国政府由重庆迁返南京，念及王缵绪在抗战中的战功，曾委任他担任南京卫戍区总司令一职，被他婉言谢绝，要求留守家乡，继续发展教育事业，仅接受担任重庆卫戍区总司令，同年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武汉行辕副主任。1947年重庆卫戍总部奉令改设警备司令部任总司令，他大力整肃重庆治安，为民除害，捉拿大流氓雷鸣心。1948年他当选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大会发言；同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总署长官兼西南总署第一路剿匪总司令等诸多军政要职。直到1949年12月30日，王缵绪痛惜民族之情，在两难决策时卫保全四川成都、重庆两大城市和七千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免遭内战战火涂炭与毁灭，即改变“城毁人亡”战斗决心，由他亲自在成都出面招集各界人士，向全川宣布“四川和平解放”。在国民党史册中，王缵绪是坚守大陆阵地的最后一个最高权力的军政长官。若以民族情义而论，此举乃是王缵绪为国家做出的历史贡献。回望历史，四川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自古蜀道难，日寇打不进去，也是民国江山的最后堡垒，军阀割据，中共军队也久攻不下。蜗居在北京香山的主公已按捺不住，方才提前于10月1日宣布“全国解放”，人民共和国成立，其时四川还在王缵绪管辖之下，海南岛还在胡宗南手上。此前，中共曾遣特派员李仲扬前往四川，面见王缵绪，并动员长孙王复加（民盟委员），次孙王凤翔（天津大学学生）回到王缵绪身边，对祖父做起义的思想工作。李仲扬代表中共承诺，四川若能和平解放，将给王缵绪记大功，并释放其长子王泽浚，答应诸多优待条件，期望他能够采取行动，宣布四川和平起义。直到1949年12月25日，国共还在交火，打过最后一场恶战，台北国史馆里的民国档案称为“成都战役”。
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1950年元旦，起义后的王缵绪被解除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其麾下的川军兵马和武器全部被移交给贺龙、李井泉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的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7、18、60、62军进行改编。王缵绪的长子王泽浚被关押至抚顺战犯管理所，一直关押了整整26年，直到关死在大牢里，当年四川和平解放的主要谈判承诺终未兑现，王缵绪救子无望，这也是他后来多年一直产生抵触情绪的主要原因。（上图：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四川省主席王缵绪的公函）新政建立之初，任命王缵绪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诸多职务，都被他谢绝，拒不参加各类会议及活动等，这令进城的首长们很不高兴。那一段时间，他感到万念俱灰，唯有做点文物保护工作，以此排遣心中的郁闷与惶惑。当年随同他一道起义的旧部还不少，有刘子华、杨啸谷、王国源、芮敬誉、陈宜庭等，每天陪他一道去川西人民博物馆上班，参加建馆初期的文物鉴定和馆藏文物清理工作。1951年10月10日，王缵绪把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分三次向川西人民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和西南博物院（今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全部捐献。经多次运动席卷，现藏四川博物院字画存有23件（套）、印章100枚（主要为齐白石、曾默躬、姚石倩所刻）、瓷器8件；现藏三峡博物馆的历代字画、碑帖395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6件、二级116件、三级233件；图书360余种，另有拓本及印谱等230种，包括《黔南丛书》、《汉魏丛书》、《惠风丛书》、《邵武徐氏丛书》、《槐庐丛书》、《湖海楼丛书》、《文渊楼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等。正如重庆三峡博物馆在“景仁怀德”展览前言所称：“王缵绪将军300余件（套）书画，全为珍贵文物”。其实他捐赠的更为珍贵文物还有南宋马麟的《院画册》、元佚名的《仙山楼阁图》等诸多精品，现都可去各馆博览
（上图：王缵绪出川亲率第二十九集团军为中央直属嫡系部队，为全部德式装备，十分精良，与川军杂牌军大不相同。）王缵绪在川军将领中唯一的秀才，虽有“儒将”之称，却自小练就一身武功，几个莽汉都不是他的对手。他熟读兵法，爱好书法、诗词和收藏等，与他交往的名人鸿儒不少，例如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陈子庄、齐白石等皆是他的文友。其中有一段民国时期的公案，说的是他与齐白石的恩怨，由至交到分手，流传甚广。王缵绪的五言诗也写得不错，书法习颜体，生前留下不少墨迹。1960年11月，王缵绪以绝食抗争致死，未通知家属，至今尸骨不知去向，享年75岁。这就是他的人生宿命。
（上图：抗战时期，王缵绪在自己创办的重庆巴蜀学校内的院落，曾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文联前身）的临时办公地点）在川军出川抗战的历史上，王缵绪还有一个独特的亮点，即携子孙三代同赴沙场，凭借一腔救国热血，参加过多次会战和恶战，过着风餐露宿、饥肠辘辘的戎马生活，长达八年之久，其间的故事亦是可歌可泣。那年月，王缵绪之子王泽浚是国军44军中将，孙子王复加是中尉翻译官，在抗战历史篇章里极可能独此一家。
不幸的是，1949年新政建立时，王缵绪之子王泽浚被作为“战犯”关押至抚顺战犯管理所，更不幸的是，一直关押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逾26年，彼时绝大部分“战犯”已被特赦，王泽浚因受父亲冤案牵连，是最后的一位未被释放的“在押战犯”，因病殁于大牢。据家人后来得知，遗体未火化，被扔到了抚顺郊外的荒山脚下，喂了野狼。面对这位抗日将领，真不知要有多大的阶级仇恨，才能做到这一步？如今成都人民公园马路斜对面，有一座民国将军楼，主人即是王缵绪和王泽浚父子俩，对外称“王泽浚公馆”，其实父子俩都已早被整死。原公馆内外结构全部是金丝楠木建成，价值连城，仅一根木梁的价值就可购得一栋楼宇。近年来，这座王家公馆在荒芜多年后得以重新修葺，内部结构已被偷梁换柱，用混凝土浇筑砌成，但仍见证了那一段沧桑岁月
史料记载，1931年，王泽浚以少将旅长的身份，调到蒋介石所办的峨眉中央军官训练团学习，并任分队长。彼时峨眉山脚下的军校已成为黄埔系分校，培养更多的军事人才是其宗旨。王泽浚受训毕业时，获得《峨眉军官训练团毕业证》和《黄埔军校学生证》，其时他麾下的川军已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上图：抗战时期出川的国军44军王泽浚中将旧影）
1937年，王泽浚任国民党第44军少将旅长。“芦沟桥事变”后，他即电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缨抗日。1938年7月，在武汉会战中，他任少将副军长，两次亲自督导前锋营，夜袭盘踞在安徽宿松县城的日寇第13师团第68联队，夺回了该城，并截断了日寇从合肥至田家镇要塞的交通线。10月初，取得了歼灭登陆日寇、生擒日寇曹长的胜利。（上图：1949年以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仍然追念抗日将领，以上是为王泽浚将军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其时其人已被关押在大陆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王泽浚升任第44军中将军长，他指挥3个师的兵力在湖南湘阳、浏阳、茶陵、攸县、安仁地区与日寇作战年余，生俘日寇中尉队长渡边信雄等官兵20余人，歼敌3000余人，缴获日寇武器装备300余件及战马100余匹。在自身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仍率部堵击向江西永兴地区进犯的日寇，完成了保卫遂川空军基地的任务。这就是他在抗战时期领军抗敌的例子。（上图：2015年7月7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国民党总统马英九先生为抗日将领王泽浚颁发的中华民国抗战胜利纪念章证明书。），前些年，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曾刊载王泽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淮海战役回忆录》，记述了历史真相。1945年，一场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但国共双方军队没有刀枪入库，而是打起了内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时任第九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第44军中将军长的王泽浚，身不由己被卷入内战旋涡。在淮海战役时，蒋介石把原本驻扎在海州第44军突然拨归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指挥，因为这个第44军在抗战时期表现顽强勇猛，对日军杀伤力强大。部队前身就是第二十九集团军，由总司令王缵绪领军的王牌军队。此军虽为川军，但绝不同与地方川军系统，由此看来，王泽浚在抗日战场上对日浴血奋战，确实骁勇善战。作为军人而言，是效忠国家的军人，在八年的战火中，他并没有死于日寇的枪炮下，而是死于国共两党的仇恨之中，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历史悲剧。
笔者收藏有一本《沈醉回忆录》，内文记述了1949年以后他被作为“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时的见闻，其中有几段记述了他与王泽浚相处的场景，让人读之唏嘘不已。在看守所里，沈醉问王泽浚：“你在成都盖了个大公馆，那么多房间，是不是打算实现杜甫所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王泽浚便摇头说：“我没有读过豆腐（杜甫）咸鱼（韩愈）留女婿（刘禹锡）的诗，从来也没有无产阶级思想，这房子是为了朋友来成都耍的时候给他们住的，我又不想做什么春生菌、秋生菌……。”从这字里行间我读到了一个“战犯”的平常人之心，他的一生，他的价值取向，只为民国而生，忠诚于民国，为抗战和民国而献身，无怨无悔，死得其所的弘毅精神。
记得李宗仁先生也曾在其《李宗仁回忆录》里感喟:“我们在内战中搅了二十多年，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现在真是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些人这辈子有个抗日救国的机会。”可谓一代民国将领的良知与反思，以及为国家民族准备献身之忠勇精神。如今世态炎凉，这些忠勇之士，这些弘毅之人再也不会有了。事实上，抗战乃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正义战争，而内战则是两个政治派别之间争夺天下的战争，自古以降就是如此，说不上什么“战犯”，更说不上什么“王者”与“败寇”，那不过是赢家编写的历史篇章，并非历史本身。
这里还需要说说王缵绪之孙，王复加先生，他少年时代曾在四川军阀，也是出川抗日将领孙震创办的成都树德中学上高中，抗战爆发后中断学业，1938年由其父王泽浚亲自带到抗日前线，作为列兵参加对日作战，经战地培训三月后升任少尉排长，1943年任中尉二等军医佐，在前线军医部对大量进口药品进行译解，协助军医制定用药处方，抢救受伤官兵。除此之外，王复加还参与记录前线作战实况，供后方媒体报导等事务，在外省度过了整整八年的战火岁月。那年月祖孙三代同赴沙场，与日寇展开血战，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很可能独此一家。谨此一点，就值得大写一笔。其间他所经历的战火硝烟故事多多，留待续篇。
抗战结束以后，王复加“解甲归田”，秉承四川老家西充的诗书家学，上大学念书，毕业后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成了杂志社和出版社的文字编辑，并以此为职业，终生不悔。民国后期，1948年三联书店在香港创办，他加盟其中，因为工作踏实敬业，很快成为了骨干编辑，还加入民盟，结识了不少流寓港岛的文化名人。除了编辑书刊，他还兼做翻译，集腋成裘，有几本译作传世，成了翻译家。那个年代的三联书店以生活，读书，新知为圭臬，唯有书香留岁痕，乃是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之一。（上图：王复加先生旧影，如今时尚话语叫做“妥妥的一枚帅哥”，摄于三联书店时期，日期不详。）1949年新政建立后，三联书店从香港迁址北京，原本以为可以大展宏图，没想到不久便遭遇不测，1951年书店被官家撤销。当年国内知识分子圈子里有一句心照不宣的话语：三联书店其实是被“凌迟处死”，情形确实如此。三联书店原本是民国时期的文化品牌，由不少知名文化人于1932年创建，是一家集书稿编辑，排版，印刷，上架销售为一体的实体出版公司。1951年其业务被肢解为几个各自独立部门，再分别编入几个不同的公办单位，例如在人民出版社里挂了一个可以经营图书销售的虚名，已无任何名分，王复加就此在人民出版社任外文编审工作，时光流转，到了1957年反右时期，连“虚名”也不复存在，世上已不再有“三联书店”，说这是“凌迟”，或许并不为过。
王复加先生因为有早年在三联书店工作的履历，调入人民出版社后，还担任过总编审，与许多文化名人交集甚笃，可圈可点。刚过了几年平安的日子，不期又来不测风云，1957年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一切，发配北大荒劳改，同道的有丁玲，陈明等京城文化人，从此一蹶不振，一生再也没有抬起过头来。（上图：王复加先生旧影，摄于文革以后，日期不详。）值得庆幸的是，十年“文革”浩劫以后的80年代，在胡耀邦主导的平反冤假错案时期，在一些老革命，老同志的呼吁下，三联书店方才凤凰涅槃，东山再起，又被允许独立存在。到了这时候，三联书店的旧人大部分已退休或过世，阴差阳错，没能活着等到这一天。如今无独有偶，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温哥华却有三联书店生存的土壤，犹如玉树临风，一枝独秀。书店黄老板与笔者熟稔，常有交流，他开了二家门店，即是在香港创建时留下的文化血脉，如候鸟迁徙到了这里，基因纯正，薪火不灭，延续至今。
人生晚年，王复加先生为祖父和父亲写了不少鸣冤的文章，但人微言轻，始终未曾得到过“有关部门”的关注，郁郁而终。唯有二位曾孙女不信这个邪，近年来不懈地为太爷爷，爷爷，和父亲一生遭受的“非人待遇”四处喊冤，依然无果。在我的眼里，她们的家族遭遇比元朝大戏剧家关汉卿所作《窦娥冤》里的故事还冤。这就是王缵绪一家四代的凄绝故事。（上图：老成都留下的一座将军楼，王氏家族故居，荒芜多年，几近坍塌，如今已修葺。）疫情前，我借回国访学的机会，曾到四川西充去拜谒过“西充县抗日英雄纪念碑”，西充巴蜀中学分校（今西充中学），以及修葺一新的抗日名将王缵绪故居，感受到了王缵绪的家乡人对这位抗日名将的敬意，他戎马一生，在家乡兴学，推广教育的事迹，以及最后惨死在大牢里的故事，都令我心生感慨，这世道何以如此弄人，也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同是出自四川西充的张表老，即张澜先生，曾任民盟中央主席，那个年代长期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两边都吃香，两边都依重他，还是新政建立之日登上天安门，目睹了万民仰视的国家副主席，虽然他们彼此走过的人生之路完全不同，晚年的境遇与宿命更有巨大的反差，一个尸骨未存，一个死倍哀荣，但他们都将活在川人的记忆之中，冬去春来，一岁一枯荣，永不消遁，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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