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缵绪担任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驻守重庆（下篇）

潘昌猷在抗战时期，兴办的企业有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重庆盐号、植华纱厂、华昌煤矿、庆华轮船公司、华陵化学公司、四川兴业银公司等，投资的企业有重庆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等数十家。抗战胜利后，潘昌猷积极向省外发展，图谋重庆商业银行发展成全国性的大银行之一。他将总号迁往上海，设立重庆商业银行临时管理处，增设汉口、广州、南京、天津、香港等分行，于连云港、长沙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把经营范围由川盐扩大到海盐、淮盐。据统计，潘所经营与投资的公司、厂矿，包括重庆比较著名的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华昌煤矿、庆华轮船公司、华陵化学公司等共有152家。另把重庆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重庆盐号的业务重心也转移到上海，上述各家，均由潘昌猷担任董事长、常务董事或总经理等职。并且，潘昌猷除在金融、工商界地位外，他还担任重庆市参议员、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职务。初期经营尚称得手。直到1949年，净赚黄金7520两、美金170万元，房地产银元120万元。潘昌猷还以大量资金经营工商企业，他所经营的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专营猪鬃出口，与古耕虞的四川畜产公司、康心如的宝丰进出口贸易公司、刘航琛的和沅实业公司，并列为重庆的“四大公司”。重庆盐号也是他经营的重点企业之一。

当内战爆发，时局形势急转直下，潘昌猷重庆事业却因国民党的失败，他的扩张与抱负也终成泡影。）

在艰苦卓绝的中日战争时期，我国长期处在战乱的动荡之中，经济十分萧条。而四川作为战时陪都及抗战大后方，其沦陷地区保险公司机构与人员都纷纷迁来本省。因川盐是自贡大宗商品之交易，盐载水运保险更是自贡保险业的一项主要业务，这自然是引起官商对保险公司互相争夺。那时来自贡设立保险分支机构，可以说是保险业的一种潮流。据史料记载：从1930年到1948年都延用的是王缵绪所制定的保险章程，乃自贡围绕井盐产业保险险种有：“木船盐运水上保险”、“火灾保险”、“简易人寿保险”、“保申团体人寿保险”、“养老保险”、“运钞运银保险”共六大类。为了防患未然，当时王缵绪责令保险机构除了“在江河著名的险滩地方要增加舵工、导航红船，对河床险滩暗礁投资疏淘，设立航标导航”外，还在沿江重要口岸设置了查验站，并对保险盐船的坚固程度，舵手、水手的熟练程度，根据水情限制装载数量，服从滩师指挥等制定了一整套的查验制度。凡保险的船支要经查验站签署合格才承担保险责任，一旦盐船失吉，经查勘属实，则及时赔偿。那时，自贡的盐载运输水险几乎由川盐银行自流井保险部本着预防为主的方针，保险部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工作措施，曾派专人调查统计出邓关至泸县沿河一带有大小滩槽67处。在对这些滩口的水势深浅、洪水与枯水季节行船情况，以及整修滩堰的时间、费用等全面了解后，川盐银行保险部专门设有滩务员、验船员，并在滩口选雇熟悉该处水性精于放船的舵工放滩，以增大盐船安全系数同时，王缵绪为了适应盐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盐载保险及川盐银行办理盐载保险业务等,并采取了各种加强安全管理。为此他又推出一系列有利于盐业保险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使盐载保险业蒸蒸日上不说，更为川盐银行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其一是规定川盐银行的经营方针是扶持发展盐业，重点是经营盐载保险业务。其二是为扩大川盐银行的影响，广泛设置业务机构。其三是广泛招聘专业人才，尤其是熟悉盐业装载、运输、销售的人才和金融、保险、防灾防损的人才。四是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灾防损措施。川盐银行保险部在沿江设立查验站、看滩管事，在险滩代放船只，引导盐船行驶，完善救助手段等。自抗战爆发，沿海海盐产区相继沦陷，四川自然成为全国盐产中心。时任抗战时期的省主席王缵绪以井盐生产快速发展,即保证了鄂、湘、黔、滇、陕、甘、西康和四川陪都的大后方等八省军需民食,又大大充裕了抗战财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同年9月25日，由省主席王缵绪下令，四川省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川为抗日将士征募寒衣数:特等县2000件、一等县1500件、二等县1000件,三等县600件、巴县、江津、璧山、永州、江北、长寿、合川等县积极征募。受省主席领导的自贡商会同业公会，特向抗日前线将士捐赠背心4.5万件，另捐寒衣费6万元。

当日军得此四川重要情报，并制定出轰炸重庆成都“101号”作战计划；以及轰炸四川自流井（自贡市）各地制盐工厂“102号”作战计划。日军是以绝对优势先后采用了“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无限制轰炸”战术进行最大规模的持续战略轰炸。

在国败家亡时，川省主席王缵绪把全川打造为全国内地产盐大省,所产食盐除供给四川各地外,还远销贵州，云南，湖南，湖北等省。因川盐外运皆走水路，盐船重载，时有发生，盐商损失惨重。王缵绪令盐运总署组织载盐船舵工实行领取“撑证”办法，由邓关领江公会办舵工培训班，经费则由保险部负担，经过鉴定合格者有140人。此外，每年的枯水季节，川盐银行都要拿出相当费用，采取“冬季预淘，春季全淘”办法，对以上滩口等进行全面清理。

曾始于乾隆年，人工划桨搬艄的柏木船义渡，一直坚持到抗战时期，这载人运货过江的柏木船，也是在抗战初期王缵绪担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时，开通望龙门过龙门浩蒸汽轮渡，一直并存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今重庆望龙门却是无人不知，它在长江主航道靠南岸一侧，顺着江流卧着两条巨大的龙形礁石，逶迤数公里，上溯盐店湾，下至野猫溪，在龙头相对处，仅有一条木船能进出的豁口，古人敬为“龙门”浩内是泊船良港。

自古以来，自贡井盐多依靠釜溪河至邓井关入沱江，进长江，溯赤水，转乌江、入嘉陵江，取道永宁河，远销川、滇、黔、湘、鄂等省。然而这些井盐外运，却有着繁复“证明单”上的“运照”、“单号”等手续办理，以及相关严格审查环节。据记载，自流井至邓井关一段的釜溪河，每年约有300多万担的自贡井盐被运入沱江，进长江。

这些盐大多被称之为“盐港”的张家沱集结，待“圆载”，即装满每五只（一单）停靠在这里的“歪脑壳”橹船后形成编队出发。但正式出发前，每一单盐船要经过王爷庙到达关外盐务管理当局特设的挚验处，履行一系列报批手续，并缴纳相应的税款后，取得专门的运盐准单和运照，则依令出航。盐船到达邓井关，待又一次对盐运手续进行查验后，再换长船进入沱江……。曾作为自贡水运起点张家沱盐码头，“既是釜溪河岸的井盐生产地，又是釜溪河水运盐道的盐斤集结地，同时还是自流井盐场井盐陆路运输的始发地”。它不但见证与记录了昔日自流井最繁华热闹的盐商及盐业生产所需物资交易盛况。而且，还因为其附近所遗存的灶房、井架、柜房、盐垣、盐店盐铺，以及挑盐、运盐的石板路等，使之成为了自贡珍贵的井盐文化遗产。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釜溪河上现今保存完好的“金子凼”、“沿滩”、“邓井关”等三个船闸，它们都是建造于抗战时期，是王缵绪专门为自贡井盐的“增产赶运”所建。修闸前的釜溪河每年夏秋两季，洪水时期可以直航，自贡至邓井关的盐船日内即可到达。但是一到冬春两季，水枯流断，要穿插起滩路运三至五处，用人抬盐包下船，装上板车，行一段路程后，再抬到船上航运。这样反复折腾，航行时间要从一天延长到十天半个月以上。为解决这一困难，曾特请天津迁往四川相关工程队测量，由工程师徐世达设计在釜溪河共建三座船闸。由省主席王缵绪与财政部孔祥熙交涉，并向美国贷款3000万美元，使滏溪河航道得到彻底改善。每次橹船往返缩短为10天，全年通航吨位已达到20多万吨，这充分满足战时赶运盐、煤的需要。

1938年川盐为抗战而增产的第一年，王缵绪主席举社会各界之力，想尽一切办法“赶运济销”；添招邓（井关）泸（州）段之临时拨船，连原有者共足几百载，并准随时集招；橹船以往5支一载，为增加运量起见，改为9支载盐两载；自制长船，本年计奉准制造30支；于富荣（盐场）关外及邓井关、泸州、重庆四处设立临时官仓，以备盐船到达；又组织重庆川盐运输处，负责办理黔、鄂、湘等岸盐运事物，由该处招集渝宜段木船，组织团体承运；自备板车，于井（自流井）邓（邓井关）段兼运煤盐，并于渝松段载运湘黔盐斤；自备柴油汽车，装运由贡井至关外之西场一部分引盐；筹划铺设邓井段轻变铁路；修理盐井河各堰滩，以便运输。这些“土洋结合”的增产赶运办法，再加上自贡盐业人满腔的爱国热情，使自贡井盐生产取得巨大成效。到1938年底，富荣盐场的卤井，由增产前的170余眼增加至210余眼。1938年富荣盐场全年产盐456万余担，较1937年增产128万余担，已占四川各区总产额的50%以上，成为全国的产盐战略中心。

该盐场场商“因本重灶贫，流动资金极感缺乏，兼以市面借款，利高借难”，井盐生产举步维艰。王省主席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号召盐厂抢进度。并且快速淘办过去在自流井已经停废的老盐井，重点起动添设熬盐碳灶的浩大工程。新增熬盐的碳巴灶锅440连半（每连为4个熬盐锅口）。当时，富荣盐场如此井盐增产措施所带来的盐产量增加，使自流井原来已有的运销能力明显不适应了，“赶运济销”亦成为了急需解决的矛盾性问题。与此同时，自贡盐税亦成急剧上升势态，其速度超过盐产量的增长。从1938年起自贡盐税比1937年增长96%，盐税增长7.5倍。却在抗战期间，自贡盐税收入更是达到5000万元以上，已经占到全川盐税的80%以上。媒体报道：“我国产盐雄于西南，贡献于国家与地方者举国惊甚宏伟”。更值得一提的是，富荣盐场人历尽艰辛，不但以“增产赶运”的特殊方式，主要承担起川盐抗战的历史重任，而且还将个人资财直接贡献抗战。

据史料记载：乃抗战初期的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曾多年主管盐业，于此便更加促进了自贡井盐产量的快速增长，据统计：1929年自贡盐场盐垣共计59家，至1930年王缵绪增加到69家。其中，富荣东场大坟堡盐垣是自贡盐场规模最大的盐交易市场，在这里开设有多家盐店。于1938年高达457万担，比1937年328万担增加39%；到1939年川盐作为主产区的富荣盐场将自流井地区和贡井地区分别从富顺和荣县分离出来，正式成立自贡市。富荣盐场因此叫自贡盐场，国民政府要求自贡富荣盐场年产食盐量增加300万担。这个新的产盐量要比1937年翻了一番。时任川省主席的王缵绪，当面对如此重大而艰巨的抗战任务，曾一度面对井盐生产成本困难、日机轰炸等严重问题，他却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井盐生产上，力求保证四川、康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陕西七省市达7000多万人口在抗战期间的军需民食。至1940年初已达到526万担。更值得一提的是，竟管在战火纷飞时期，王缵绪却对全川盐业的生产与发展及抗战“增产赶运”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与贡献。

回顾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重庆盐业公会自办盐载保险和盐商到洋行和外资保险公司办理盐载保险；盐商向肇事之轮船公司要求赔偿；官盐以税收“提款自保”、商盐随盐“带征商本税”收取积累基金制度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向肇事之轮船公司要求赔偿和政府通过免税补配盐斤的这种从清代就形成的制度占据主流而已。

直到1930年民国时期，才有了王缵绪创办的首家重庆盐业银行成立，其组织行业开展盐载保险，又逐渐有了盐联产物14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在自贡开展盐运诸多保险业务等，这种局面即有了飞跃的发展。则重庆盐业银行改为重庆川盐银行和保险“四联总处”的诞生都与川江盐运保险密不可分。尤其是川盐银行呈请川康盐务管理局转军事机关和四川省政府通告：邓关、泸县河道枯水时滩口狭窄，上下船只应互相避让、以维盐运安全；还呈请交通部颁发川江重载木船上下船行规则及奖惩条例；又请富顺、泸县政府发出布告、禁止沿河一带淘取沙金，以免淤塞妨碍运输。

时值军阀割据年代，四川省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成勋、赖心辉等在中央军入川前的20年间，这些军阀打得热火朝天，相互攻伐达487场战争，他们划地为牢，不但在防区内征税纳粮，还委任官吏，立法执法，军、民两政他们说白没人敢说黑，所以老百姓常年忍其战苦，敢恨而不敢言。战到1932年四川可再次爆发叔侄“二刘大战”，因刘文辉的军力膨胀到七万所导致，非要打败刘湘不可，继而称王。为使百姓彻底摆脱战乱之苦，获得安居乐业，王缵绪实不忍刘氏家族叔侄继续发动“二刘大战”，决以消除20年的军阀混战，还于百姓生机。于是，王缵绪亲率自己军队讨伐，抨击刘氏一族，并将刘文辉赶至西康边境落草为寇，彻底完成四川统一。从而极大的增强了国民经济，不久成为了天府之国，为我国抗战后方奠定了雄厚基础。

于1934年2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整饬军政，将全国军队重新编制，王缵绪任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辖第四、五、六三个旅，驻防合川。至1935年初，王缵绪先后任四川剿匪第五路副总指挥及第六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当时，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根据地，与中央红军在四川会合，王缵绪率5个旅约15个团在绵阳、江油、邛崃和大邑等地区与红军作战，并阻击朱毛会合，即获国民政府颁三等云麾勋章。这时蒋介石企图入川，却遭刘湘联络川内各大派系强烈反抗，蒋因受阻，先派军统深入了解川中局势后，蒋的复兴社首先把川军强将王缵绪部归为中央正规系，同年10月国民政府授予王缵绪为第44军中将军长衔，实则王缵绪的军队已超两军兵力，但仅按一军正式编制配备及发放待遇；属辖三师、十六团，十一独立营，军部设绵竹。驻守水口场、夹门关、清江堰一线。11月6日，蒋特邀王缵绪赴南京出席五全大会，该会为国民党第一次最重大会议。实则，王缵绪早已热衷地关心国家土地改革，并在大会提出良好建议。尤其是对我国经济与土地都有深刻研究，其撰写的《波斯农民状况之研究》载入《农村经济》二卷五期；《土地问题研究其内容及其解决方法》载入《地政月刊》三卷十期。同年4月，陈立夫组织编撰民众教材《国民说部》即刊出王缵绪编著第六集《国民生产经济集》之《爱乡记》(乡村建设)作为全国教课书，由正中书局印行。曾供各省一般民众学校，即赣、鄂、皖、豫、闽等省市施行特种教育区域。中山民众学校，亦采用此书作为训练民众之工具书。寻自2008年孔子网。

为抵御外侵，必然国内统一。可四川军阀刘氏一族刘湘和刘文辉曾多次公开反蒋入川。尤其是在民国政府内忧外患时，虽一些川军表面上宣布效忠国民政府，其刘氏一族得到两个军番号，刘湘第21军，刘文辉第24军，但他俩始终是在川内蛊惑各系同盟反蒋。曾借唐生智反蒋战争二刘却毫不犹豫与唐领衔发出反蒋通电，总数为75人联名称：“蒋氏乃全国公敌，誓当立予铲除”。可唐很快就被蒋军击败，其刘氏一族更痛心疾首。又于1930年刘氏率部又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联合起来倒蒋，史称“中原大战”。该刘氏一族一是调集部队打算攻击武汉侧击蒋军，二是发通电逼蒋“克日下野”。当刘文辉第24军还未出川，冯、阎、李就已经彻底战败，而二刘只好偃旗息鼓，这能不让老蒋恨之入骨吗？此时，蒋为入川却拉拢王缵绪加入了“复兴社”。此时，蒋介石和身边的陈诚与王缵绪交往甚密，且听取王的建意，为阻刘氏之举，以退而求其次任刘湘省主席，表面上以帮刘湘整治各军阀，让他终于实现一把“四川王”的愿望。可肆意妄为，反倒借助名望不但发动川内，甚至扩展到川外与韩复榘等地方将领联手反蒋的成度。在中央军入川问题上，王缵绪为支持蒋抗战与刘湘反蒋入川形成了对立。则刘湘派周从化等数十人监视王缵绪行动，最终还是，凭借王缵绪曾统一四川的极高声望，极力联络各派首脑，并努力作通其首脑以刘湘狭隘之举，从而转为支持接受中央入川。首先，蒋介石在峨嵋山创办军官训练团，他任团长，王缵绪长子王泽濬任队长，陈诚任教育长。可陈诚这个教育长却三番五次地向川军军官训话，让他们服从中央政府。却经常羞辱刘湘，如称：“有些人狗屁不懂，从国外买了两架破飞机，就敢自称空军，这种空军连封信都送不了，能打什么仗？”这可让刘湘一脸尴尬。于是，刘湘借省主席为名号召各系军阀围攻军校，打出“川人治川”的口号来。

自抗战爆发，国民党军已经三月作战，北方相继丢失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河南北部地区，退向黄河沿岸。这时，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完全撕开淞沪战场防线。中旬，太原和上海相继沦陷，国民党军纷纷向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撤退，南京形势危殆。而淞沪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武汉会战，蒋坐镇武汉指挥军事，还未真正迁至重庆。因四川自护法以来，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尤其是刘湘与老蒋作对打出“川人治川”局面，排外趋向实有受阻。经“持久消耗”上海也全线撤退。因战事不能很快结束情形之下，国民政府被迫接受准备长期抗战事实。因暴日肆贪黩，这无非是让我中华民族之灭亡，为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凡有血气军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王缵绪却深知最后关头，他为国家与民族生存，皆无屈服之余地，促国民政府兹为应战，移驻重庆统筹全局从事长期抗战起见，他呼于全川军民以中华民族为重，土地之广，人人本着必死之决心，用之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使之任何暴力不能分离，仅靠全国民众之团结，才能做到继续抵抗与维护国家民族之生存目的。

王缵绪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可以支持长期抗战。而重庆位于四川东南嘉陵江与长江汇合之处，因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它作为西南地区重镇。接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基于以下考虑，四川四面环山，一条大江直抵中原，若挟地势之利，便可抵御日军入侵。”

1937年王缵绪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抗战暴发，由王缵绪带头动员川军请缨出战，他立即率第44军和第67军奔赴前线，因战势所迫。于1938年1月国民政府将王缵绪两军改为第二十九集团军，任他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4军军长指挥武汉外围江防作战。就此，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与其它川军不同，即全部归为正规部队使用，而派到第五战区最主要战场作战。

作者：郑纪（新华社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