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缵绪担任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驻守重庆（上篇）

1929年，国民政府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驻守重庆。于是，他又开始大搞重庆城市道路建设与经济发展，从朝天门经陕西街、道门口、望龙门、太平门、储奇门接南纪门的公路通车，上下半城两条商业街交相辉映，观音岩、两路口、菜元坝、上清寺等新组团形成，使重庆由区区四五平方公里，向东西南北拓展到百余平方公里，奠定了城市规模与功能，新的商贸圈及交通大格局形成。在这段公路建成前，东西向滨江的望龙门、太平门、白象街、大梁子是个整体，白象街与大梁子之间，有一条商家鳞次栉比，房挤天窄，供官轿、师爷、驿差、买办、滑杆、马帮、学子、背夫、扯船子、居家户、买卖人、挑脚汉等杂陈共用的丈许青石板大道。南区干线贯通，道路拓宽至五丈，才将紧连互依的地块切割成内靠大梁子、外临滔滔长江，除白象街外，又一条商贸繁荣的通衢大道就此诞生。当时，望龙门、太平门、白象街不仅是重庆城湖广填四川外省人理想的落脚地、重庆开埠洋人独拥的特权街。在民初至抗战陪都时都是实业家、文化媒体人聚集地和办事处。这里历史人文积淀深厚，虽街道不大的水陆要冲之地，商事兴旺，名人荟萃，却涌动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求新思变的活力景象。

可不幸的是，大西南地区灾情泛滥，才刚接盐运主管的王缵绪，就面临着最棘手的是川江盐运却在重庆长江岸边，大量积压了2000余载（花盐每载450包，每包260斤；巴盐每载600包，每包210斤）。更导致盐运、销商大量资金占压所造成自贡井商、灶商食盐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乃幸运的是，恰逢遇到时任川盐运使王缵绪上任，他为官生涯勇于担当、清廉刚正，终生探索于救国为民。当面对重庆江岸积盐重大难题，他深入调查民情病症，整饬吏治，积极推行盐政改革；为全省脱贫抢修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兴办洋务其抵御外侮，因政绩卓著，造福桑梓而深得民心。于1930年王缵绪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经他召集各军及产运销商等共同商议，决议招募多数认商，并规定章程，分配岸区，酌定销额，施行一种减产疏销的盐务政策。而这一政策对四川自贡盐场影响很大，以致力于金融和工商业的大力发展。

而王缵绪在重庆、自贡等地大力提倡创办盐业公会，其行动直接促成重庆盐业公会改组，以及推动重庆盐业银行成立。

他在其位时，必用人才，先任曾子唯（速成军校同学）重庆川盐裕商银行董事长，后更名为重庆盐业银行行长。

为了拓展业务及维护盐商利益，王缵绪提议自办保险业，并在重庆、自流井设立盐业公会保险部，承保富荣盐场至各口岸引盐。与此同时，却在贫穷最落后的背景之下，四川自己的盐运保险就此应运而生，后来发展成中国近代盐运保险主要集中于四川一带，而自贡就是在王缵绪的大力督促下，所创办最早的四川盐运保险机构。

可川盐经王缵绪努力与支持下，生产及发展市场急速的扩大，资本也大量向自贡盐场集中。川盐银行保险部曾先后在自流井、邓关、合川、涪陵、万县、合江、江津等地盐岸，都设立了保险部与办事处。其中，川盐银行自流井分行保险部于1932年9月设立于三圣桥（现自贡解放路），重点开展自贡地区的盐运保险业务。其所有川江盐运保险开办前。王缵绪并要求严格制定盐运保险章程，保障盐商的正常经营，与解除盐船船户后顾之忧，这对大西南地区老百姓生活，都起到了保障性的作用。于是，王缵绪曾促使自贡商会另选职员负责筹备改组商会（前身叫行帮），他提出成立自贡同业公会组织以遵照国民政府新颁《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促使自贡成立了井、灶、行、垣及商帮19个同业公会。这些公会在王缵绪管制内，不但组织建全，并按要求制定出详细的同业公会章程。如1930年10月21日自贡市笕商同业公会所定立的章程，它包括总则、会员及职员、会期、会金、惩罚、附则六章共十五条。其最重要是这些条款中，对“宗旨”、“组织”、“会员之权利”、“职员之权责”都有极为详尽的文字规定。如章程要求：“凡本市笕商皆得入会为本会会员，每笕各摊派代表三至五人出席。”而成立公会组织有：自贡市东场灶商炭业同业公会、自贡市东场井商同业公会、自贡市西场井商同业公会、自贡市西场灶商引盐同业公会、自贡市笕商同业公会、自贡市行商引盐业同业公会、自贡市炭商业同业公会、自贡市自流井炭巴盐业同业公会、自贡市自流井区火花盐工业同业公会、自贡市东场灶商炭盐业同业公会、自贡市东场票盐同业公会、自贡市西场票盐灶商同业公会、自贡市运盐商业同业公会、自贡市药材同业公会、自贡市脚当同业公会、自贡市钱业同业公会、高硐炭业同业公会、自贡市苏广绸缎同业公会等。

于1930年12月30日，在富顺、荣县两县政府及国民党自贡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表监视下，由各同业公会及商店会员举定代表进行选举，选出主席郭梦芝（灶商），另有常务委员4人，执委10人，候补执委5人，监委7人，候补监委3人，同时还设文牍1人，书记2人，会计1人，庶务1人，收款1人，收发员1人，录事2人，商会会址设在自流井新街的井神祠。

定本会受除名之处分及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为会员：“褫夺公权者；有反革命者、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者；无行为能力者；有精神病者。”可见当时不是每一个经营笕业的商人都是可以加入同业公会。再比如，其中关于“会员之权利”就明确规定：“会员代表有选举及被选举权；会员代表有建议权、表决权；会员如确有受压迫、冤屈情事者有请本会援助之权利；会员与会员之间如发生争执时，有请求本会排解处之权利；会员有关于商事上之行为得请求本会陈诉政府或官厅之权利。”这充分说明，凡是加入了同业公会的笕商，其自身经营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保障。

正因国民政府新《商会法》、《工商业同业公会法》颁发后，经重庆盐业公会经改组，曾子唯担任主席，李鑫五为副主席。在自贡所新组建的同业公会中，“许多作为银行家、钱庄、票号代表的组织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熊佐周、罗华垓、侯策名、胡铁华、李云湘、诸子言、倪敬先、颜宪阳、颜心畲等一大批，新兴盐业的企业家们当选为组织代表。

自王缵绪就任以来，促成四川保险行业以盐运水险为主要险种之一，其官民运商、船户都以保险作为商税资本唯一的保障。经他严格要求盐运水险的保险期，从装货、查验、放行之时开始至到达目的口岸，起陆卸货堆存7天内都属有效保险期。责令范围在全程途内发生搁浅、碰撞、沉没、着火焚毁造成的损失外，对停泊、转载、起陆卸货堆存的损失，即有合理的期限规定。

尽管自贡井盐一直都是名满天下，到民国中期时大多数自贡盐商，可都还没有想到兴办一家自己的银行。而王缵绪任上，他面对另一大难题是，经营盐业工商从产地购进与途中运输，到抵岸销售，需要三套本钱从中周转。虽然新盐商每月认销100载，但新盐商缺乏资金周转已无可经营。经曾子唯专程到王缵绪府上述说自贡厂商的意见和请求。王经了解井盐场商正常生产与实际金融问题，以供各井灶商们资金周转不足借贷困扰。他召集新旧盐商共56家在重庆南山开会，并决定创办“重庆盐业银行”，纾解新盐商资金短缺困境，以从根本上解决盐商深感资金周转的大难题。于是，在王缵绪带动下，先给取名为“裕商银行”，经过多方筹备与报批，为重庆盐业银行，经通过开会研究决定以股本额200万元，实收50万元实施。并公推负责人王缵绪，董事曾子唯，副董李鑫五，经理何鼎臣，副经理白少玉。

于1930年9月1日重庆盐业银行（简称川盐银行），在重庆新街口总行正式挂牌开业，即真正开启有组织的盐载保险业务。这可是四川自贡盐业公会自办保险的首家银行。正如《重庆金融》编著（1991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一书介绍：“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要有两个以上已注册的银钱业合并始能组成一个新银行”。就是这一个条件，就很难达到了，可见民国时期开办银行条件极高。而为自贡盐商们成功兴办银行绝非小事。这功不可末的重大贡献，却要追源于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王缵绪将军。原川盐银行楼旧址今重庆饭店。

后至1932年6月，重庆盐业银行又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注册，经批复又改称“重庆川盐银行”。自该行成立为独家经营盐载保险业，新接管盐业公会保险部移交盐载保险费结余10余万元，入股和约集新股共凑足80万元。同年7月4日，重庆川盐银行正式开业。董事长吴受彤，经理吴说岩、陈丽生、谭备三，实行董事长制。吴受彤担任董事长，业务趋向四川省盐业，定位是侧重为盐业服务的专业银行。

由于银行股本仍认定为200万元。所差之数，经吴受彤与盐商商议，最初按每月认销的每载盐收100元，不久改收400元作为入股的股本来补足。为支持本项事业发展，作为盐运主管的王缵绪本人曾入股8万元，以解资金不足困惑。

报载：“1930年2月15日，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总督王缵绪曾任川南道尹暨成都市政督办，皆有政声。而他对川省盐务重任，也当有计划。王缵绪自任四川盐运使总督，立即筹建(自)贡泸(州)铁路，以解决自贡产盐要地因交通不便致运输困难问题。后因故搁置，是因自流井行署委员再次旧事重提，将自井至丰井之井丰铁路延长建筑所至。为此，王缵绪总督致函自流井行署委员，以促实现。”

又于1932年4月30日，王缵绪致自流井行署委员函：

呈悉。紫荆运盐依赖江河，诸多不便，自以修建铁道为切要之区。运署感此，亦议之有年，在张运使英华任内，曾由稽核总所提倡，允拨官款50万元，作为官商合办。嗣因由聚兴诚银行承包，所聘工程师为德国人。时值欧战甚烈，总所以德人为仇敌，深致不满，遂取消此案，以致功败垂成。设使当时不因此种变动，则此路早己完成。本署每念及此，辙为深慨。前据委员来函，旧事重提，且因曾修马路，其基已奠，改铺铁轨，事半功倍，本署亦甚为然。所以踌躇而未决定者，尚有数项，兹与该委员商计之。

l、一条井丰殊不合算，应当推至泸县为止。因在贡井，可在荣威购炭，丰关无炭可购，远道运往，其价必贵。若到泸县，则胡市产炭，就近购用，所省甚多。

2、修铁路与马路不同，须得交通部核准，发给护照，所须材料方能购运来川。不然料不能来路即难建，而立案之手续甚多，必须先有详图及勘测情形预算工料并集股数目，乃即呈报，不必俟奉准，否则徒立其名，进行甚难也。

3、目前筹款亦不外按盐加征，而附加已重，盐因炭涨，价又增高，再筹修路之费，亦恐不易集宁也。

4、询诸各商，佥以刘文辉二十四军所修马路费款至巨，大部中饱或办理疏忽，吃亏尤重，即使筹集股本，亦概交存妥实银行，另觅外国银行承包兴筑，不愿自行修造。盖由于重庆之自来水费款二百余万，而尚不能供求各用也。

以上各节，均为要件，该委员既愿提倡，应即在井召集井灶垣商行各妥为核议，拟具办法，呈复核定，可也。此令，王缵绪。

（注：寻自：1932年4月30日《四川晨报》）。

从1932年至1940年，盐载保险主要由川盐银行保险部一家独办。于1933年9月，在沙湾设了中国银行自贡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贡经理处；又于1935年在三圣桥聚兴诚银行设了兴华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流井办事处；同年川盐银行保险部在各盐岸，设立查验机构9个和滩务站4个，与重庆银行合办盐载保险等业务。此后，太平、宝丰、丰盛以及代理保险业务的白理、华兴、安达生、三井等洋行也进入重庆保险市场。曾在《重庆川盐银行始末》书中介绍到，川盐银行接办盐载保险业务采取的经营管理措施：“并在沿江著名的险滩等地方，加强了舵工和救护红船等组织与设备，这就大大减少了水险的损失。当时收取保险费的标准，是按路程远近计算的。以花盐为例，由邓井关到泸州每载为100元，到合江为130元，到江津为140元，到重庆为160元，到万县为240元。”其一文介绍：“合办的主要原因是楚岸即轮运，保险费较轻。以每月200载盐计算，如果没有较大赔偿支出，全年可获得纯利二三十万元。”于是，张筱坡、曾俊臣等厂商兼运商，于1935年暗中约集自贡厂商在重庆银行总经理潘昌猷私宅开会，商议另组盐载保险机构。吴受彤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建议潘昌猷与川盐银行协议合办保险业务，利润均分，经双方达成合作协议。相关费率规章均由川盐银行保险部自行规定，各盐商也全数向其投保，所以经济效益比较稳定。每年实际运量在5000载左右，保险金额按开办时币值计算约十几亿元。保险费率由千分之几达至千分之二十，每年可收入保费近200万元。仅用两年多的时间收回股本，还均有不少的经济效益。

抗战前该行业务以盐业为主，营业种类包括经收各种存款、经办同业间各种放款及贴现、经办盐斤抵押借款等项、办理各埠汇兑、保管关于盐业机关团体财产及证据、代理关于盐业机关及团体的收付。并在上海、成都、自流井设立分行，又在江津、合江、泸县、内江、嘉定、涪陵、合川、江北设立办事处。此后该行分别投资于盐业、洋灰、电力、制革、地产等行业。直到抗战初期，由王缵绪当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时，国民政府对盐业进行统购统销，该行业务经营逐渐与一般商业银行无异。（注：特别说明的是，1936年后该行分别投资于盐业、洋灰、电力、制革、地产等行业，当年共计盈利25.4万元。于1937年收足资本200万元，同年吴受彤去世，1938年董事会改选，刘航琛继任董事长。自1938年6月，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出于人际关系，无奈委派潘昌猷为四川省银行总经理。潘昌猷利用省行低息贷款，因王缵绪不放心又指派心腹郭松年为省行董事长，改行董事长责任制，使潘昌猷有职无权。从1939年资本增至300万元，可刘航琛所占股本随之增大，至1942年川盐银行增资为600万元，刘航琛进一步收买股份，占资本总额三成左右。到1944年9月领有财政部银字第1042号、经济部新字第863号营业执照。于1946年资本增至4000万元，刘航琛认购2000万元，其股本上升至50%。又于1948年资本调整为金圆券80万元，刘航琛占股六成。自1940年1月起至1949年5月间，刘航琛通过川盐银行投资于公用及工矿事业、商业企业及金融、信托保险事业，后因经营不善，使川盐银行蒙受损失。直到1949年11月后该行宣告破产清理。

加之1940年，王缵绪已出川抵抗日寇入川，是由蒋介石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因潘文华拉拢财政部长孔祥熙，其弟潘昌猷由此得到孔的垂青和照顾。曾在1940年经财政部投资200万元，改组四川省银行，指定潘昌猷为董事长。当潘再度掌握省银行实权后，套用资金更甚于前，转入重庆商业银行及其所属企业运用，同时获得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金局的低息贷款。在币制日趋贬值的情况下，他调运大量资金从事黄金、美钞、外汇搞投机活动，财富剧增，重庆商业银行从而跻身于重庆著名银行之列，达八年之久。

至1943年2月1日，潘以“同业借款”名目，从省行套取大量资金转人重庆商业银行，数额逐年上升，从1938年平均每月7万元，增至1945年平均每月3000万元以上，并凭借孔祥熙的关系，获得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金局的贷款。潘昌猷用这些资金从事黄金、美钞、外汇和房地产的投机活动，利用通货膨胀，大发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