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修复六十年》 张孝宅 口述 韦丽娟 整理 浙江大学出版社

张孝宅在修复古画 浙江大学出版社供图

黄慎《仙翁图》修复前 浙江大学出版社供图

经张孝宅修复后的黄慎《仙翁图》 浙江大学出版社供图

程十发手札 浙江大学出版社供图

刘海粟赠予张孝宅的《牡丹图》 浙江大学出版社供图

【读书者说】

编者按

古人云：“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古书画装裱是对中国历代书画作品的装潢，是保护文物和传承中国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古书画装裱过程中，对破、旧、残、损的古书画进行修复，工序繁复，需慎之又慎、精益求精。若非有定心和悟心之人，恐怕难以胜任。

张孝宅先生是杭州资深古书画修复师，1961年他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到杭州书画社、西泠印社学习和从事古书画修复工作。自此之后60余年的时光中，他心无旁骛，一直在这个领域精心劳作，为浙江省各文博单位抢救修复并装裱了一大批古旧书画作品，为保护当地文物作了突出贡献。

《书画修复六十年》一书，是张孝宅先生口述，讲述他古书画修复六十年生涯，从学艺开始到修复各类古书画文物的故事。

滴水虽小，却足见整个太阳。一人之力虽微，却可窥行业之风貌。编者希望，通过约请张孝宅先生多年好友——南京师范大学修复研究所所长陆宗润先生撰文，介绍《书画修复六十年》一书，可以带领读者走进古书画修复这一行业，在中国传统技艺的世界里，感受传承千年的匠心、耐心与恒心。

一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张孝宅在《书画修复六十年》一书中，讲述了他过往六十年从事书画修复的生涯，虽无太多华丽辞藻，却温润朴实，如珠落玉盘，字字有声。

整本书按时间顺序铺陈，采取叙事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各篇章中，既有他早年间做学徒、师承裱画名师陈雁宾师傅，冬天清晨磨马蹄刀、提排笔一提就是半晌的点滴回忆，也有他数十年如一日，精益求精修复宋书《妙法莲华经》、宋画《喜鹊图》、明画《山旅图》等古书画作品，以及傅抱石、徐悲鸿等名人书画作品的细致讲述。中国书画修复行业古老而悠久，但是懂的人少，从事的人更少。书中一些篇章，是张孝宅讲述自己培养修复人才，让古老的修复技艺“活起来”“传下去”的故事，可见他对这一古老行当的赤诚与挚爱之心。

虽然写的是一人的成长，我却从书中看到了我们这一辈书画修复师的身影。我同孝宅相识快50年了，回忆起来，我们初见是在1976年。那时，他被单位选派到上海博物馆裱画修复组进修深造，受华启明师傅的指导。在裱画修复室里，我跟着师傅窦治荣在他侧近的另一张裱桌，平常工作学习接触得比较多。他待人诚恳又谦和，我们关系很好，慢慢就成了朋友。

孝宅性格稳重，一心扑在技法钻研上，平时言语甚少，但一聊到专业问题，他就提起了兴致。我们很聊得来，中午常常同桌用餐，交流专业问题。记得有一次在食堂排队，我们聊起了青灰色与蟹青色绫绢料的染色技法。20世纪60、70年代，绫绢厂只供应白花绫、白耿绢，有色绫、绢品种少，且大多不适合古书画装裱用。所以，当需要相关材料时，只能根据画心的年份和新旧程度，自己染出深浅不一的古色古香的绫和绢用于装裱。我们用完餐后，回到裱画修复室，他便立刻依照我谈及的上海博物馆惯用的染色技法，参考着深浅不同的青灰与蟹青的花绫样品，动手研究起来，非常执着专注。

书中提到的纸灰修复托裱技术，是其勤恳好学、勇于探索的成果。他主动研究这项技术的起因，竟是受刑侦电影的启发。当他在电影院银幕上看到不法分子将证据烧成灰烬，导致破案线索中断时，便生出要通过自己的专业技术帮助警方破案的想法，又从焚烬纸灰一碰就碎的质地联想到脆弱的书画文物。纸张燃烧后，水分迅速蒸发、卷曲成黑团，稍稍触碰，纸灰便散落开来，像极了风化脆裂的书画文物，如果碰到这类书画，修复手艺不精，就容易出错。

而以纸灰代替书画作品，用这种方法训练，对锻炼修复师的手、眼协调配合能力，以及手指力度的精准掌控能力很有益处。孝宅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攻关，最终取得了从托裱单层纸灰到多层纸灰的技术成果，并为多年后修复脆裂程度类似的光绪帝御书《波靖南溟》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位优秀的书画修复师，是如何将学习当成生命的一部分，并始终保持探索的热情和执着。他扎实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二

孝宅有收集整理书信资料，记录工作、学习内容的习惯。他会将与书画家之间往来的书信，装裱成册页的形式保存好。与他相关的报刊，他会按时间顺序排列，将它们妥善保管起来。工作、学习中碰到的问题，自己对装裱修复的理解和体会，他会记录在笔记中。有了数字拍摄技术后，他便用数字影像记录他的观察和体会。这些，都是自我学习和总结的最好办法。看似简单的习惯，他能坚持不断地保持数十年，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的生活，还鲜活、真实地反映了过去的人际交往与社会文化生活。在该书“收藏大家与青年修复师”“传下去的中国故事”等章节中，我们能感知一时之风。

据书中记载，1977年9月，时年81岁高龄的老画家刘海粟先生专门派人从上海送了两幅古画到杭州书画社裱画工场，一幅是宋代佚名作者所绘的《喜鹊图》，另一幅是明代画家沈周所绘的巨幅《山旅图》，还有一封手札，一并交给了裱画工场负责人钱立新师傅。

手札云：“立新同志：您好，兹托潘惠国同志携托古画二帧，一、沈周山水，二、宋人喜鹊，请你社张孝宅同志装池。要认真研究如何做法，不要勉强，实事求是，一定要做好！切实估定裱值后，来信告知再行决定。一切由潘同志面洽，费神感谢!画意接笔。”落款为“刘海粟”。

孝宅在书中回忆，那一年他34岁，在书画修复行业还算“小年轻”，平素与刘海粟先生并无交往，不知何故会得到先生垂青。再往前追忆，许是在上海博物馆进修期间的一日，刘海粟老先生来裱画修复室，亲眼见到他在仔细工作，并听到过旁人对他的赞许。

据孝宅记述，要修复好这两件藏品很是艰难，特别是沈周的巨幅纸本画，长约一丈，宽约四尺半。他个头小，揭画心时手够不到裱台中间的画心，只好垫高立脚点，甚至站在凳子上，俯着上半身，伸直手臂凌空揭取。当时正值“秋老虎”作威，一会儿便汗流浃背，再加上使的全是虚劲，稍不留神，桌上的纸本画心便会被揭破。他只有在心中默念，那是刘海粟先生的藏画、是明代传世文物，方能在持续两个月的修复工作中坚持下来。

最终，孝宅不负刘海粟先生所望，不仅修复工作得到了赞许，还得到了先生所作的一幅画作《牡丹图》。此后，孝宅还受画家程十发所托，修复过其收藏的黄道周、傅山、文徵明等人的书画。

我曾见过他在进修时的部分学习笔记，有些内容虽然比较琐碎，但可从中窥见其工作、学习方法。正是经过反复实践与总结，记录与思考，他的修复技术才会不断保持进步。

自进修回杭后，只要是出差到上海，他就会利用空闲时间来上海博物馆裱画修复室，看望老师傅和我们这些老朋友们。只要有人唤“杭州的小张来了”，我就知道是他来了。

时光流逝，不觉四十多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间，我们身处两地，很少碰面。前年，我受中国美院邀请到杭州为美院学生做“文物保护与修复”讲座，在校外碰巧遇见这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纵使与我记忆中的样子有着些许不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熟悉的身形。“小张！”“小陆！”这样的称呼已经许久未听到了，但真正在耳畔响起时，既亲切又热情。

三

在书画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工作中，要想让书画作品完整地展现在观者面前，离不开修复师高超的修复技术。而高超的技艺，离不开长期的实践积累。孝宅从协助师傅到独立修复的案例难以计数，书中所记不过为冰山一角，但却是从众多个案中细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书中论及的配方、操作方法等，皆建立在其大量实践基础上，可为相关从业者提供参考。

在孝宅的修复生涯中，最令他难忘的，是协助师傅陈雁宾修复出土文物北宋纸质经卷《妙法莲华经》，以及他独立修复北宋丝质《红罗绣花经袱》的经历。

1963年，浙江省博物馆将七卷北宋纸质文物《妙法莲华经》送到杭州书画社裱画工场修复装裱。这批经卷出土于浙江省东阳市南寺塔，塔建于公元960年，建筑结构保留着唐风，1000多年后因塔基下陷，于1963年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倒塌，塔内出土了130余件文物，其中包括七卷镇塔之宝《妙法莲华经》。经卷送到杭州书画社时，满是泥土，由于长期深藏塔内，已经受潮发霉，同泥土黏结在一起，成了一卷卷筒状的硬块。经卷纸质酥朽，稍加触动就会呈片状剥落。如何将已经完全贴合在一起的发硬经卷揭展开来？

经过反复研究，陈雁宾师傅找到一条线索：据说旧时裱画中有一种用蒸汽蒸画的古法。然而，因为年代久远，具体方法已经失传，蒸多久，湿度、温度如何掌控，谁也不知道。经过师徒二人反复研究，谨慎实验，照经卷宽度在外面松松地围上两层薄纸，让蒸气从两端透进去，边蒸边揭、蒸软几层揭几层，竟揭开了七卷经卷。之后，他们将碎成了上万块碎片的经卷修复成完整的文物，交还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三年后，他便在“蒸汽法”的基础上研发了新技术“热气渗透法”，独自将一团硬如石块的泥饼样的丝质经袱《红罗绣花经袱》，修复成了博物馆的珍贵文物。

孝宅不仅在揭展环节攻克了难关，而且在接下来的洗、补、托等环节，也累积了诸多经验。他认为，洗“这一步并不用强求彻底洗净，以免损伤画心。修复工作必须始终遵循‘有利于文物长期保存’的原则，切不可过度修复”。洗画的关键是“去污留旧”，要注意区别画面的“古色”和“污色”。“古色”就像是艺术品随着时间自然生长的皱纹，是岁月留下的痕迹，给作品增添了时代感和历史感，让人觉得温润自然。一味追求彻底洗净，把画面的古意旧气同“污色”一起抹去，看似整洁，却失去了古意盎然之韵味，削减了艺术审美价值，并不可取。

孝宅自身技艺精湛，对于在书画修复工作中的不当操作，他是痛心的，在书中也进行了批评。如七尺纸本《花卉图》，为去除画心霉斑用高锰酸钾和草酸溶液清洗画心，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便让纸张严重受损老化断裂，画心大面积碎解成粉末。再如黄慎纸本《仙翁图》、吴伟绢本《三星图》，在他修复之前，皆运用了不匹配的色纸，以“贴膏药”的方式遮盖补洞，《三星图》裱工更是不管材质，用纸料补绢本画心，完全不匹配的补料加快了画心破损断裂的速度。再如蓝瑛绢本《雪山行旅图》，为了图省事，直接用了损害画心的“整绢托裱法”，画作在被装裱成立轴后，外层的托绢不断挤压内层的画心，致使画心起空、破裂、脱落。

如此损害书画的拙工，真可谓“杀画刽子”，其对书画作品造成的伤害往往是不可逆的，更增加了后续修复的难度。实际上，这种违背修复原则的案例并不少见。一方面是由于从业人员技术水平、专业素质不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文物修复理论体系不完善，缺乏系统的、科学的理论指导。

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在进一步提升传统工艺技术的同时，尽快建立并完善真正适合我国文物的、属于中国自己的装裱与修复理论体系，普及正确的理论知识，准确指导实际操作方向，使中国传统书画修复装裱朝科学的方向发展。

四

该书在最后，谈到了文物修复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如何高质量地培养新一代的书画修复师，是当务之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装裱与修复都仅仅被视为一种工匠之术，以学徒制的方式传承。但是，随着文博事业的发展，对文物修复的需求日益增加，此前的培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所幸，近年来，部分高校已经开设了书画装裱与修复专业课程，接力装裱修复传承。孝宅总是感叹，自己生逢其时，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因此他心存感激，希望通过教育回馈社会。他带着这样的念头走进校园，参与到中国美术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的建设和教学工作中，为新时代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开阔视野和文化素养的修复人才。

孝宅虽已到耄耋之年，但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学到老”一直是孝宅用以自励的座右铭，他也曾将这句话赠予我共勉。学习，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更多问题，坚持自我成长与终身学习，也是我的体悟。其中，不光是对知识进行学习，更重要的是观念的更新，懂得与时俱进。虽然修复技术已臻成熟，但我们还可以放开眼界，站在学科的视野上，横向引进其他专业的技能。例如，该书最后一章提到的，利用显微镜等仪器，检测分析画心用料，为修复材料的选配提供有力参考。除此之外，还有颜料检测、数字模拟等手段，都能让修复工作更科学、高效，这是未来修复专业应该考虑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该书的出版，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读者不仅能通过阅读这本书，更深入地了解书画修复技艺，更能从中感受到书画修复行业的精神与内涵。孝宅在书中引述了一封青年学子致谢信，作为全书的结尾。这封信，这样描述书画修复行业——“所事所业，苦心孤诣。如有桃李之实，不言成蹊；若有春风化雨，润物不息”。

期待更多有知识素养、技术能力、热爱文化和文物的学者们，投入书画修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来，有更多书画装裱修复相关的著作和研究成果问世。

（作者：陆宗润，系南京师范大学修复研究所所长）（陆宗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