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百年中国考古开端 开拓名胜先导的生态文明考古学

“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习近平总书记论述考古，把“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一些我国历史知识”的重要性，提至空前的高度。实践创新，必守正，所以“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考古学自身更须如此。

论述细化“加强考古工作”意义：让博物馆的文物、广阔大地的遗产、古籍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对做好考古工作的论述也富新意。第一项提到“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令我想起文物局前辈的教诲：从事行业管理要研究政策。第二项指出挖掘、整理、阐释需“会同”的多领域，有生态。第三项提到“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这样突出“考古遗迹”以往少见，世纪之交宿白教授发表《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说：“要了解城市发展史，最重要、也是最实在的手段，是考古遗迹的辨认。”第四项是加强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提醒“要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论述最后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落实，提到要“积极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考古人力问题，新中国初期主政考古的郑振铎先生曾辛勤策划解决，感慨“比起浩浩荡荡的基建队伍来，那简直是‘沧海之一粟’。需要和力量之间，相距得很远”（见郑振铎文博文集）。

“人少成不了大气候。”苏秉琦先生1994年为《华人 龙的传人 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文集自序道：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考古是科学，真正的科学需要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大学问，不是小常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也不成。“人民大众的、真正科学的中国考古等待我们开拓。”他的话，并非无的放矢，更非无病呻吟。

纪念百年开端，祭祀先贤，中国考古的开拓，无须再等待。本文正是对此的思索。

一、由“中国考古学”定义说起

这概念有定论。夏鼐、王仲殊先生《考古学》文（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介绍考古学分支时写道：

各种主要的分支以外，考古学还可以按地区的不同而分为“欧洲考古学”、 “埃及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和“日本考古学”等各分支，而各地区的考古学则又可按时代等的不同而分为“古典考古学”（希腊罗马考古学）、“商周考古学”等等许多分支。

复杂些的是理解“考古学”。前文自当细读。世界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生长于北京，在《考古学专题六讲》（1986）讲得实在：

现代的考古学基本上是实地研究与实地发掘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的学科。这门学科一方面是发掘新材料，一方面又是研究新、旧材料的。考古学是什么，看起来最要紧的是要看它所发掘和研究的是什么样的材料。

考古学所处理的材料复杂而多面，对属不属于这门学科范围的问题，他说“应当有一套有系统、有秩序、合逻辑的答案，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工作面或历来的习惯”回答“我们一向如此”。“从这个观点看来，考古有广义的有狭义的，有有史时代的，有史前时代的。这两分法是比较有道理的，但不是百分之百清楚的。”今认知考古学仍须注意这些分辨。

讨论考古学的重要概念：资料、技术、方法及理论，张认为这些“在西方考古学著作中经常提到，但常常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含义”。他解释：“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资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的总结，并反过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对理解这些概念，其《台湾考古何处去》（1992）文有进一步建议，如“资料优先”：

在考古工作量很多，但人力不够时，从事考古工作者对各种工作先作后作的问题，面临困难的抉择。在这一点上，全世界考古工作者都有同病相怜的感觉，而他们作抉择的标准一般也都是一致的，即以资料的保存为优先考虑。这个问题在经济开发加速前进的台湾尤其严重：筑路、建造房屋、修水坝等等工事都不免引导到古代遗址的破坏与遗迹的湮灭。但“抢救考古学”有时也会导致重要的发现……

细想，早年抉择发掘巨鹿城、殷墟也属于资料保存优先，时曾抢救明清档案；“人力不够”是当年郑振铎、夏鼐不同意发掘明陵的第一原因。

“考古学既是对古代遗产的发现，又是细致的科学分析，同时还是富有创造性构想的工作。……考古学还包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之免受盗掘和粗心的破坏。”曾助力良渚遗址群申遗的世界著名学者科林•伦福儒先生，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这样开宗明义。他说的“世界文化遗产”，系指全世界的，非仅列入名录的那些。《发现我们的过去：简明考古学导论》介绍考古学新分支说，作为一门专业的考古学，包括：文化资源管理，主要是辨识和评估考古学遗址，保护躲过浩劫，并调查无法保存者，是考古学领域发展最迅速的部分，也是环境（自然、文化资源）保护一部分；社区考古学、本土考古学，是世界范围令人激动的发展。

二、仰韶村发掘与丁文江的第一推动力

中国“史前时代”考古的开端，是1921年10月仰韶村遗址发掘，由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组织者时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丁文江先生为创建者和领导人。即使以1926年西阴村遗址发掘为开端，第一推动力仍来自丁文江。我这样看，是因了解新郑李家楼遗址1923年发掘，重读李济《新郑的骨》（李济文集）：“10月2日，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丁文江先生邀请我在此遗址作进一步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寻找该地区内是否有任何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新郑传说为黄帝故都。啊，中华文明探源的第一启动者，原是丁文江！当时亲临新郑的学者不少，丁去后鼓励资助李济前往，由此促成他发掘西阴村，后又发掘殷墟，最终成就中国考古学之父。所以丁文江称得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为首和最有力的促进者。纪念考古百年，重要的是了解他何以使然，有无更大影响？

“中国现代考古学科从酝酿到建立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其最明显的源头就是地质学。从19世纪70年代起，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传播，古人类遗存及发掘等知识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并逐渐成为史家知识资源的一部分。”2008年中山大学博士查晓英《地质学与现代考古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文提供了信息：“安特生也说自己从地质研究转向考古调查，丁文江与翁文灏的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文使我注意到仰韶村发掘当事人袁复礼先生在1923年1月发表的《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

按说这次发现的事，是从地质调查所方面办的。所以这篇先期的报告，虽有新闻性质，论科学家的发现法律，亦应让地质汇报方面先登。不过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所长，对于从地质方面去研究文化史，极为赞成。安特生博士亦将他的所有底稿给我读过。所以他们三人允许我将这事在这里先简略发表，作一个介绍的文。

袁是安特生发掘的合作者，也是李济发掘西阴村合作者，其文简略却有长篇结语：

我将这篇写完，后来又想到读者或尚有无疑问，或有看见了这件事而自己愿意到各处去发现的。所以我要将去冬阅历所得的结果，略述说一回：

（一）这样的文化遗址是不常见的。就是发现以后，掘挖的法子亦应有科学家的指导，方能有效。不然地层混乱了，器具就不能分清。要说时代就更不能定了。

（二）这次的发现除对于文化史有贡献外，对于农业田亩沟壕之变迁，天气之转徙，森林之胜衰，潜水之升降，河沙之增减，均有考据。所以与平常为古董去掘挖者不同。

（三）这次所得的器具，都是残缺不完的。不过这个新闻发表后，恐怕为金钱的古董商人亦想去掘。那么，对于科学的用意就错了。可惜的是北京现在只有一个小小的历史博物馆，经济困难，不能去作些有秩序的科学研究。如是国内热心的把这个历史博物馆扩张起来，在北京作一个集中点，此种考古学问方能有发达的余地呢。

这是丁、翁和安特生甚至胡适的共识。胡作为编辑部主任为该文加有按语。袁似乎了解“河沙”埋没的巨鹿城，其发掘成果正在历博陈列。他对管理、生态和传播的重视足以警醒当今。李济和他在发掘西阴村前曾拟《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首条即：“不得破坏坟墓或纪念性遗迹遗物；对历史文物的报道应着眼于保护。”

丁邀请李济去新郑的背景，查文交待颇详：

约在1923年春，梁启超、朱启钤等人与地质学会的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组织了古物研究会，其主旨在于与地质调查所合作研究史前古物，预定次年秋季于河南和山西搜集研究对象，然后在地质调查所展览，研究结果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 同年9月，当河南新郑县出土大宗古器物的消息传出后，靳云鹏、丁文江受梁、朱之托请潘复介绍会员罗君美、罗圆觉和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前往研究……丁文江又与天津博物院的李详耆前往参观。次月初，丁与古物研究社协商，再次派谭锡畴与南开大学教授李济同至郑州“择地采集”。

“中国考古学会”该就是这研究会，会长应是梁启超。梁的学生周传儒《回忆梁启超》说：梁与丁文江“感情最好”（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梁对丁影响很大，他们同行欧洲，使丁由地学专家成了跨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丁对梁推力更大，曾直言与梁：“任公个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任公的优势在于分析能力极强，如果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不难成不朽之著作。”而梁竟听从规劝，终身不再返回政坛（纪彭：民国干才丁文江传）。由此，才有了下文梁任公不朽之大局观。

丁文江是中国少有的既能做学问又能做事情的一流人才。榜样力量无穷，丁文江的推动力甚至波及新中国文物局的组建及作为。

长期供职地质调查所的裴文中先生，也是既能做学问又能做事的一流人才。他1929年在殷墟测量（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在周口店发掘；1948年成书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本用现代考古学的眼光所作的中国史前史的综合叙述”（张光直：裴文中先生与我）。他1949年由郑振铎局长邀至文物局工作，是唯一的正职处长，参与起草法令，主持全国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工作，并致力教育培训。很多前辈考古学家如宿白、博物馆学家如甄朔南都尊他为师，尤在田野调查方面。

郑振铎也致力推动考古学在中国“发达”，著“有史之前”《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其序文《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1929年发表，已概括发掘重要性：一将失去的古代重现；二使我们直接与史迹面对面，不必依靠传述失真的记载；三证明古代著作、神话、传说，向来以为虚无缥缈不值一顾者，实未尝无真实成分在内，有时可知其构成原因。他疾呼：

为了我们的学问界计，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万不能依赖了百难一易的偶然的发见，而一天天的因循过去。

看来，对疑古信古问题，先生也早有解答。他1958年牺牲，夏鼐说他“九年来全力从事，辛勤策划，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郑振铎更是既能为学又能做事且有大成的人。

先贤们的推动力，今仍急需。尤不能忘袁复礼的仰韶“新闻发表”，其初心仍有指导意义，并惠及本文“生态文明考古学”主题。

三、巨鹿城发掘与梁启超的豁达大局观

以发掘日期先后论，中国考古其实是由“有史时代”考古开端的：1921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巨鹿进行了发掘。

了解巨鹿发掘，必读《钜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及《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有些细节很重要，与后传说法不同。“因农会公地为三明寺故址，”《记略》说：“初冀寻觅该寺遗迹，藉考宋代庙宇之建筑，以资研究。乃掘未半，忽得宋代古宅一，再掘，又得古宅一。”可见时对古建筑发掘已重视。这正说明中国考古学有另一重要源头：古典考古学。相比史前考古，庞贝城十九世纪中叶由“挖宝”转为科学考古，应更为人知。也许很多人对研究建筑史的热衷，如梁启超、梁思成父子，是受这一发掘影响呢。

《记略》附录的“符九铭先生梦云室丛谈 钜鹿故城”，较正文多有对地层的交待，并比巨鹿为庞贝：

厥土分三层，最上层为地面之浮土，中层为褐色土，最下层为黑焦土。门窗户扇虽倒败，其破片犹有存者……今均陈于历史博物馆中……政府必将发钜帑以发掘保存，如意大利之滂沛城，使千年前状况历历在人耳目间，岂不美哉。

该文刊布应很早。所以，梁任公才把巨鹿写入《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符九铭即符鼎升，1920至1925年为历史博物馆主任，《丛刊》1926年发行已易为徐协贞。他们当与袁复礼同有“热心”：以“有秩序的科学研究”扩张历博。符、徐其实就是馆长，网上查，都是留洋学教育的，在教育部任司长兼职负责博物馆，均为周树人（鲁迅）的领导。前者在地方任职时曾助力陈寅恪留学，其水平显然被后人低估了。

历博发掘，职责使然。《丛刊》发刊词有该馆职责“四义”：一曰保文物以存国性，二曰辑史料以供研究，三曰重实验以正虚诬，四曰整旧说以成学术。第三义有：

是知图说所得，验之实物，不合尚多。故本馆除搜集古物外，特注意发掘调查模制之三事。于以得前人未明之义，正先儒说解之失。庶古制日明，而学术风气亦由凭臆空谈，而渐趋于实验。此则随有所得即行刊布，以谋就正于时贤者也。

甚是高明啊，保文物就是存国性，后三义都关乎研究。将发掘、调查、模制归为实验，指向现代考古、博物馆活动的科学本质，也说明二者是相通的。

博物馆，主要指地志类，何以要发掘？今人多不理解。“博物馆事业应该为科学研究服务”，所以郑振铎认为博物馆有“辩证关系”的各项任务中科学研究最重要。他在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主张：

以中国之大，不宜过分集中……发挥每个博物馆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让地方博物馆有更大的“自治权”。中央不要抓得太紧，扣得太死，譬如，考古发掘工作，对有条件的馆，根据“条例”应该鼓励其积极进行。

“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今国际博协定义博物馆，仍一句话出现两次“研究”，不足以证明郑先生正确么！

梁任公1926年演讲《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再论及巨鹿，展现的已是考古的大局观。这权可归为三方面：

（一）考古与地理。该文列出宋代八种“很有名的著述”，不仅金石学的，还有王象之《舆地记胜》。梁解释：“这是一部地理书。一地方之后，附录舆地碑目，对于石刻所在的地方，载得很详细，为后来分地研究古物的先导。”本文“名胜先导”源于此。

考古学将来的“第一个方向是发掘”，梁的建议“分地”为先：新疆，一个古城极容易被风沙湮没下去；黄河上游，湮没下去的城市，庐舍人畜定不少；黄河下游，常有溃决的祸患，沿河两岸湮没的地方不少，最大的证据，在钜鹿地方，发现一所古城，位于今城下面。他说的几乎都是古城。

梁对李济的学问应有了解，尽管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尚未出版。用地方志所记古城，李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规模演变，该文提供的数字至今最精确：“记载中的城垣有4478座。但这些并非就是中国人修建过的全部城垣。”“所有这些只能靠考古发掘才能重见天日。”几年前我曾发议论：从众多城址出发，李济可做民族研究，今人探索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绝非难不可及（北仑文博2013）。

（二）考古与建筑。更不同凡响，梁讲的宋代著述，有李诫《营造法式》，就一句话：“是当时一种建筑术，不过对于古代的宫室考据得很详。”这也非一时之兴。由1927年“致孩子们”信可知，他认为梁氏兄弟所学建筑、考古是一路学问，都将贡献于文化史：

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世界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

李济开始似不同意《营造法式》属于考古，《李济传》（岱峻2007）刊出的照片却显示他对建筑遗迹已展开实验考古学研究：“1932年春，河南安阳殷墟第六次发掘（小屯），李济（右一）带领工人试验打板筑的情形（李光谟）。”该照片2018年澎湃新闻网刊出时说明引：“B100甲之筑土，用版筑盖休息室。”看来这“模制”品有编号又很实用。1959年为《殷墟建筑遗存》序，李济明示：“殷墟的发掘，就现代考古学的立场说，最基本的贡献实为殷商时代建筑之发现；亦即夯土遗迹之辨别，追寻与复原之工作。”

重要的是李济1943年发表在中央日报的科普论文《古物》。“什么叫做古物？”他介绍：“指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古物的一类：“建筑 包括城郭、关塞、宫殿、衙署、学校、第宅、园林、寺塔、祠庙、陵墓、桥梁、堤闸及一切遗址等。”可见他已认为建筑与遗址研究均属考古学，不应割裂。向来对“文化”解释纷纭，用学问、学科来打通、定义、启发文化，界说古物，甚是高明，而“有关之一切”的观念，则为不断扩充保存及研究范围奠定了根基。

（三）考古与教育。考古学将来的“第二个方向，是方法的进步”，梁“希望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要设考古专科”。这希望，李济1934年《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文表达更充分：若是认定地下古物是宝贵的历史材料，有保存及研究的必要，我们至少应有几个基本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是以见于国家法令为止，应该成为一种一切公民必须有的基本训练。看来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要开创的，实为“保存及研究”的、使法令有效的考古学。

“就各大学之设立考古学系”是基本认识之一，他补充道：中国现在治历史的人，往往太缺乏自然知识的预备，考古工作的人必须要有这种训练，对所治题目才有正确认识。尤其要紧的，应有一种人格训练。最少限度，他们能拒绝从“考古家”变成“收藏家”的这个魔鬼似的诱惑。这般强调系因立场。“在对于现代考古学的立场上”，李济回顾当年：“董先生、梁思永先生和我都有一个同样的信仰、同样的看法”，“就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我们研究的对象，当作古玩或古董看待”（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1964）。李济如此的注重现代考古教育，应与早年学习心理学、社会学经历和长期主政古物保管、博物馆事业有关，他果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系的主任，1949年在台湾大学。

“希望在将来的中国有很多人走这条路，希望各大学有考古学系”，多年后，张光直传达的已是裴文中1948年著作的见解。因读该书，张投在李济门下学习，考古终生。

先贤们的大局观，仍须守持。现代考古学确有必要融入公民教育体系，而且有关行业从业者及关键岗位的人，如不以正确的考古学教育使其成为考古力量，对考古资源的破坏将更厉害，也不会有“政策需求调研”，其行业自身也难以守正创新。使这种必要成为可行，很难，需积累实际行为，名胜考古可为一途。

四、“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名胜考古旅游学

名胜释义见《现代汉语词典》：“有古迹或优美风景的著名的地方。”地名到处有，不著名的古迹和景观太多，是否名胜？需要考古学。名胜多因旅行、游览发生，其考古也需旅游的学问。名胜为对象的考古学，吸收旅游的科学做法，可称“名胜考古旅游学”。该考古学新分支创设，有依据和需求，由此也才能解决“人少成不了大气候”的问题。

（一）历史深处的依据。得益先贤的推动力和大局观，新中国伊始便颁布了《为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并颁发“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法令。其开首之句大气磅礴：

查我国所有名胜古迹，及藏于地下，流散各处的有关革命、历史、艺术的一切文物图书，皆为我民族文化遗产。今后对文化遗产的保管工作，为经常的文化建设工作之一。

《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该就是这表述的延续。所以我国“文化遗产”作为实体的保管工作，非后来申报世界遗产才开始，不过早就出现变故，又被淡忘。今强调“保护第一”，系就“之一”而言，确为重大发展：保护遗产应是第一位的文化建设。

名胜何以为先导，开法令之首？郑振铎在1953年科普大会讲座有说明：差不多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名胜古迹，十景、八景几乎到处都有。布拉格一商业区，看见正发掘约当我们明代的教堂。考古所就是明代“东厂”故址。

名胜先导，应也与苏秉琦有关，他1948年成书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绪论”堪称典范。其首段深情描述的竟是考古学自己的名胜：

乘陇海铁路火车，由西安到宝鸡，在未抵达目的地之前，经过最后一个小站，不远便看到一个隧道。在隧道洞口的上方，有一横额，曰“斗鸡台”，即北平研究院曾经发掘过的遗址所在。因本院的发掘，事在铁路未通之前，据说，该隧道的穿凿，乃出于路局主管人保护古迹的美意，而非工程上的必需。因此，此一横额刻石，亦可说是本院在此发掘的一个纪念。

从“陕西的一般地形”说起，苏公阐明“斗鸡台”名从何来、范围何指。“一个遗址，譬如一座舞台。”他细讲故事之前先有申明：

我们之所以要将此二故事在此提出者，其目的有二：一、我们想籍此故事来说明遗址的一部分历史背景。此点对于我们发掘材料的理解甚为重要。二、古陈宝祠或古陈仓城的遗迹，虽非发掘寻找的惟一对象，但在发掘计划尚未决定之前，类此历两千余年，尚保存不坠的古迹，与其动人的特征，对于此一遗址之中选，其间自有若干影响。籍此亦可说明我们何以最先发掘此遗址的一部分动机。

绪论最后一句很坚决：“所以此址尚须大规模的发掘，无待伸论。”这篇绪论，时主政者定了然于心，学界也能理解，后苏公举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主任，实至名归。

名胜与考古的关系，经苏公点化，确有深究必要，也颇可举一反三。穿行阿房宫遗址东部村庄，我曾见石立像。《郑振铎日记全编》1957年记：“归途经阿房宫，登其上，一望皆绿，均是农田。保护得尚好。似佛像的石雕像尚在。其背上似有字（嘉字可认出），应仔细清理一下。”由网上老照片可知，那里本无村庄，地形也不同今。名胜或非名胜的建造物往往坐落于古遗址，至少其动土作业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古城村”或叫类似名字的地方都需注意，夏鼐《考古调查的目标和方法》（1956）文说：“它们往往确是古城的遗址。”二里头遗址不远处有古城村，得名似存二说：隋的偃师县城，李密在码头设的屯粮城。“头”是否指码头也值得查究。

八景、十景，地方志特重视，多附卷一疆舆志形胜部分。如《光绪棲霞县续志》，知县为八景图画题诗，艺文志“附闺秀八景诗”，辑“方山十景诗并叙”是要“愈疾”八景之“方山晚市”：“其中名胜颇多，而邑书只载山市，致使奇闻壮观埋没於荒烟蔓草”。广汉三星堆遗址所在“三星伴月堆”，记于《汉州全志》山川卷，虽非八景之一，当也属名胜。

地方志为重要“考古资源”。“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1629处。这批保护单位主要是依据地方志的记载及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调查确定的。经过复查后，1977年12月重新公布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146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56年条，委曲文字为记，可见史有诉求。

文物保护单位体制，公布“名单”与管理，1956年确立。为发挥人民爱护乡土积极性，使其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工作，郑振铎直抒目的：“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这概括仍可启迪当今：保存及研究大地遗产，让当代及代际的创新力凝聚力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维系发展。

（二）乡村振兴有需求。今春有济南市长清区张夏街道领导人问计乡村振兴。其提供的《张夏——千年古镇》文道：“这个拥有众多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名人名事的千年古镇的存在，驱动着当今新一代党委政府一班人的心”，以政治远见“策划出了这个具有长久历史意义的资料典籍”。时还在“十六大精神鼓舞下”，早该再进步。”今天，最基层党委和政府应如何对待最高领导人论考古，从事“正确方向”的实践创新？已成为必答题。

“张夏镇原名清国、景兹、茌县、山茌、张下，因在张山（汉留侯张良在此隐居故名）之下而得名”，但我一听“张夏”便想到秦末陈胜的“张楚”国，此地或更“有种”！长清有张夏，重要在“清”，可为中国最后王朝“大清国”定名聊备一说：美名如“夏”，历代用尽，“后金”超“大明”只剩它。真有这可能。查《影印古籍资料》网“伐魯及清”共13条，最早文献《左傳》，正为清初《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所载。古籍文字提出课题，但古清国是否在今张夏境却不一定，而长清故县城遗址也确有发掘价值。

张夏街道的第一名胜为四禅寺，在车箱峪土屋村。在此出家的义净，据说取经译经的业绩实超玄奘，唐咸亨二年（671）行至广府出发入印度，证圣元年（695）返洛阳受到则天帝亲驾迎接，中宗李显为他撰写《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到该址时，村民热情引领，问是否要把庙建起来？我说不可，“考古遗迹”就值得敬畏：南北主轴线健在葱郁古柏二棵，传隋唐所植；东西相对宋代经幢、钟亭，全为石构；除却大殿石基上残破的教室，将风光尽显。苏辙有诗《游太山四首 四禅寺》：“山蹊客车箱，深入遂有得。古寺依岩根，连峰转相揖。”可知“车箱峪”得名早于宋。那么谁的车箱？或唐高宗和武后的，传说义净接待过他们；或隋文帝来过，开皇十四年（594）曾诏几个儿子为这一带寺院施舍。该名胜现已更名“四禅寺遗址”，升级为济南市文物保护单位，是进步，还远不够。

更大难题在“众多名胜”怎么办？它们或许仅有地方性意义，但如缺失中国历史也将不完整。大多数名胜，才是乡愁所依、振兴所系，全国考古“人少”情况下，基层只能以自力更生为主，创建本土的名胜考古旅游学，融入乡村振兴与城市更新。

前述先贤的点化，已提示路径参照，尚需落地的措施，如：循名求实，加强考古调查，结合全域旅游、研学旅行，一个历史地名也不放过；进一步分析名胜所处境遇，及不同的政策需求，处理好研究、保护与旅游的辩证关系；任何动土作业，都可能有本土意义的发现，要“盯住”，主动争取实行“抢救考古学”；最要紧的，是尽快形成基层自己的专业与业余结合的队伍，使工作持续，而与院校合作，教学相长，利于方法不断进步。

名胜考古旅游学，叩问乡愁，科学复兴传统，任何有历史有传说之地，无论城乡，都可实践创新。而以此为先导，解决“人少”问题，考古学就可以去追求更远大的目标。

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生态文明考古学

远大目标者，实践创新生态文明考古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报告说：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说法有意思。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和它们的演化过程”（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1984），从事我国“五位一体”研究，有优势，责无旁贷，不该缺席。

文明探源，自百年启动，到苏公1997年成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阶段性总结：“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建立、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系统概念的形成，不仅使重建中的中国古史逐渐清晰起来，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课题。”“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他认为“要思考人类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中国是文明古国，人口众多，破坏自然较早也较为严重。而人类在破坏自然的同时，也能改造自然，使之更适于人类的生存，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国拥有在这方面的完整材料，我们也有能力用考古学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将有利于世界各国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理解“考古学材料”，《发现我们的过去：简明考古学导论》（2007）值得一读：文化遗物（Artifacts）是经过人类活动改良或创造的便于移动的物件；迹象（Features）是不便移动的人造遗迹；生态遗物（Ecofact）是非人造、与文化有关的自然遗迹；遗址（Sites）是文化遗物、迹象和生态遗物的空间集合；地区（Regions）是考古资料中最庞大最无定型的空间集合，主要是地理概念，定义考古学地区还常常涉及生态学和文化因素。

生态文明考古学，即“文明古国”人与自然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分支。借鉴李济的古物界说，生态文明建设既然是门新的学问，有关一切遗产可称“生态文明遗产”。反过来也可说，生态文明考古学就是实地研究、发掘地上、地下生态文明遗产的学科。

生态文明考古学的课题，拙文《世界难题与中国之路：城市综合保护聚焦生态文明遗产论》（《中国鉴湖》2020）曾有探索，依“资料优先”原则，可循人类全部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濒危者寻找，如：

（一）城乡水系遗产亟待发掘与恢复。这类遗产有些还活着，如广州六脉渠，对现代生态有直接或间接作用。大兴地下建筑之前，水系破坏多填埋所致，很难“荡然无存”。从长计议，到寿命的建筑应退出占地，还城乡水系，乡村振兴、城市更新又是大好时机。

（二）远古文明遗产应调整研究重点。这类遗产研究已有成绩，须将生态演化研究作为重点。文明起源是人类大规模利用改造自然的开始。国家起源研究最终目的，实为世界大同。各国共同善待自然才有未来。何况，研究生态变迁，先贤已主张百年。

（三）隋以来城市遗产须大力调查发掘。“沿用到现代的隋唐以来的创建的城市要注意文化遗产的保护”，宿白之说终得回应：习总书记2014年发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时代强音。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其生态文明的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先生启示，对隋创建的城市更要关注，所以下面多说几句感触。

隋文帝杨坚重视命名，国号“隋”，一说改“随”而创新字，意决不随波逐流；也重视生态，改行州县制，裁掉的郡多达数百，于是首次命名很多州县，取名多自山水，如苏州、光山县、潮州、泉州、长清县。“隋立国后，陆续拓建新建了很多城市，均为里坊制，有一坊、四坊、九坊、十六坊、二十五坊等不同规模。”傅熹年院士《隋、唐长安、洛阳城规划手法的探讨》文也是提醒。所以隋的地方城市建设很可能存在讲究生态的“标准化”，需加力研究。文帝开皇二年建新京大兴城，速度奇快，转年就住了进去，面积80多平方公里，世界第一大，又特规整，对地方应极有感召力。凡行署建在北部、前为丁字街的城池或都属于新京直接影响的结果，如循州（惠州）、永州、管州（郑州）、即墨县。开皇十六年（596）新建的即墨城，水系通达，状若京城东西横长，周4里相当一小坊，可能是设计县、州城的模块。大致形态，行署、重要宗教建筑所在坊为丁字街，其余坊为十字街或因地制宜。隋新置州县的城市，因文献几无营建记录，都须重新审视。隋只建行署，山水代垣，土垣极简，都有可能。如管州，明清地方志记唐代筑垣，不确，其南、西、东城墙，考古证实是沿用商代的，隋置州城当然不会不利用。文帝州县制，不只是换个叫法，如开凿“广通渠”启动了大运河建设，当有实质性超跃。东京洛阳，大城贯大河，一次规划建成，堪称古代世界生态文明的巅峰之作。其背后故事、波及所至还奥妙无穷。值得重视的是大业七（或九）年所建丰利县，命名也有趣，隋立国后打的第一个胜仗就在青海的丰利山。该城址在河北省文安县城区，城中村正待改造，如启动考古发掘更有多重意义。

“隋文新意”是宋人对大兴城的认知，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文引：《长安志》卷七记“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唐两京城坊考》卷一改“民”为“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止，公私有辨，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但宋人未说透。大兴城的最大创新是“天子守边”（原指明永乐定都北京），一反《考工记》宫城居中的传统布局，帝王连同官衙远离城中心。东京洛阳城更是天子把角，杨广（炀帝）早说透隋文新意的本质：“宫室之制本以便生”（《隋书》，但《北史》多一字，为“便生人”）。它们对后世城市影响深远，都城如元上都、大都，地方城市则很多。行署不居中的城市，官员出入方便不扰民，也符合建设规律，领导者总要先驻扎再展开局面，既便于快速建设，又利于统筹生态及未来发展，与今需求类似。犹如一清流，便民便事又便生便人的隋文新意，注入人类生态文明史，亟待深入探讨及转化、发展。

六、余论：考古无下限

隋文以来遗产的考古调查发掘，为何少之又少？《法国文化遗产普查的原则、方法和实施》称：“公元400年的上限，是为了与考古学学科的普查地图工作做出区别：通常意义上认为公元400年以前的遗迹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围。”看来有些国家已意识到考古学自身有不足，要设法解决。以名胜考古为先导，创设考古学新分支——生态文明考古学，可解决我国“人少”等难题，还能为世界作贡献。

考古下限，莫衷一是。国际《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值得参考：“考古遗产”是根据考古方法提供资料的实物遗产，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由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地点、各种各样的遗迹以及可移动的文化资料所组成。由此看，确定考古工作、考古资源和考古学研究的范围，成事由人为，关键在方法。

广州黄埔军校旧址1996年的全面发掘，就是证明。原址重建因此成功，还展示了考古遗迹和发掘过程。我有幸参加竣工典礼，听麦英豪先生兴奋地说：我们发掘出了“黄埔三叠层”。为中国考古的开拓，这类发掘实在是早该广加倡导的。

考古遗址的现代沿用也须研究，宿白先生的《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早已点题。他知道这很难做到，所以呼吁：“希望各级领导积极支持、督导考古工作者要更多更快地进行这项工作，如再迟缓，现代的城市正在快速建设时期，很可能有些今天尚存的古代重要文化遗产就被铲平毁废了。”现在考古工作有最高领导人“支持、督导”，先生乃至诸位先贤的在天之灵，定感欣慰。

希望，在今年7月，巨鹿城发掘百年之后，让我们终于在一座城市看到了。新华社专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众多关于泉州申遗的报道中脱颖而出：围绕本次申遗工作，国家文物局指导地方加强泉州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填补了泉州古城考古的空白。开展泉州城市考古、历史研究、价值阐释、规划管理等工作，获得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认可。按照国际组织的建议，我们将整个泉州古城范围纳入世界遗产的缓冲区范围，下一步，我们将指导泉州市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的要求，持续加强古城考古研究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祭祀百年中国考古开端，这才是最高尚的献礼，给全中国也给全世界。

 

2021年10月25日

 

 

作者信息：孟宪民（生于1949-1），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毕业，曾任国家文物局流散文物处处长、文物保护司副司长兼考古管理处处长、博物馆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