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服务组织有效参与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 以四川省仪陇县为例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提出了一系列任务，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需要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投身到乡村振兴、创造美丽家园和美好生活的奋斗中去。但是，我国农村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尤其在相对贫困的地区，普遍存在着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小农户众多且分散、难以与市场有效衔接，缺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技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缺乏或不完善的现象。这就涉及乡村振兴所必须解决的组织、人才、技术、市场等一系列的关键性体制机制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仅有宏观政策远远不够，必须从中微观层面建立起组织农户（尤其是小农户）、培育人才、传授技术以及与市场衔接等方方面面的体制机制。而社会服务组织正可以成为完善体制机制的有效抓手。

本文将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社会服务组织的角色和应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以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为例进行说明。

现状分析

（一）乡村振兴的内涵和路径。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和人才振兴等诸多方面。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动力。没有乡村产业振兴，农民的富裕富足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产业振兴又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不然乡村宜居宜业就不可能实现，就偏离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初衷。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他们不仅需要承担起乡村振兴主体的责任，也需要有承担这一责任的能力。因此，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仅要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应帮助他们提高乡村振兴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培育乡村人才，包括农民合作社领办人、家庭农场主等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要培养留守乡村的农民，还要吸引外出农民返乡创业，为他们提供学习和提升能力的条件。乡村振兴不仅仅要实现物质上的富足和环境的宜居，还要革除陈规陋习，树立与物质文明相适应的精气神和新风尚，做到文化振兴。所有这一切，不仅需要农户自己努力，更需要农民组织起来以及帮助农民组织起来的政府和各类社会服务组织，来调动和整合各种资源，为各方面的振兴提供载体，尤其是为小农户参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机会与渠道。

可见，乡村振兴的各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可偏废。但是这几个方面又不可等量齐观。产业振兴才能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才能调动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而组织振兴则是配置乡村振兴资源的基本条件。

（二）乡村振兴中社会服务组织的必要性。乡村振兴涉及方方面面，千头万绪，关键是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各种资源有效地衔接与配合起来，形成必要的支持平台和网络。例如，在产业振兴方面，发展什么产业、怎么生产、产品如何销售等，需要有专业机构进行指导，提供技术，帮助营销；在生态振兴方面，怎样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不危害生态环境，需要技术指导和相应的配套设施；在组织振兴方面，如何发现和培育农户之间开展合作的共同利益“黏合剂”至关重要，组织起来之后如何管理和运行也必须解决；在文化振兴方面，需要解决科学知识的传授、解决农民发自内心地接受和践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理念、并养成习惯等一系列问题，需要相应的培育和推动机制；在人才振兴方面，需要解决谁来培育、怎样培育等问题。所有这些，农户或农村社区组织、集体经济组织都难以独立解决，需要外部资源的输入。

外部资源输入的来源大致有三个方面：政府、市场（或可称为企业）、社会服务机构。政府解决的主要是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定和政策支持推动等问题；在中微观层面带动和促进农民开展乡村振兴的具体行动则主要依靠市场和社会服务机构。而市场在面对千家万户的小农户时，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且可能发生与民争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服务机构就成为衔接农民与市场的桥梁。

（三）社会企业性质服务机构的重要性。目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社会服务机构大致可以分类两类：一是经营性服务机构，即市场化的服务机构，以营利为目的；二是公益性服务机构，包括政府部门下设的各类服务机构（如农技推广站等）和公益性社会服务机构。公益性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一般是基础性、公共性和关键性的，难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得盈利。

当前，我国支持乡村振兴的社会服务机构还不够多，而且功能不够完整。现有的社会服务机构多集中于某一农业生产领域或环节，缺少综合性的服务机构，尤其是缺少关注农民组织建设、人才培养和农民自主发展能力培育的服务机构。此外，市场化的中介服务机构多以营利为目的，也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而政府下设的服务机构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在公益性社会服务机构中，社会企业性质的服务机构对乡村振兴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所谓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为目标和宗旨，采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这一类的社会服务机构以提升农民自主发展能力和发展主体性为目标，往往提供综合性的能力建设服务，能够更好地带动和支持农民发展现代农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实践及成效

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成立于1996年，是在我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的“农村综合扶贫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我国最早以扶助贫困人口、促进农村社区发展为宗旨和目标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之一。

（一）协会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实践活动。一是孵化村级农民合作组织。2005年协会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开始探索推动村级农民合作组织建设。首先是建立贫困村村级合作社，开展资金互助。具体做法是在农户自愿参与的基础上，以农户出资和政府配股赠股（每个村10万元左右）的方式，建立互助基金，向本村有需要的农户有偿提供生产生活资金融通服务，资金用途包括农业生产、加工、集镇小工商业以及生活性用款等。资金使用费率由合作社成员商定，但不得违反国家法律。

为了解决合作社互助基金规范运行等问题，经与各村合作社协商，自2012年协会开始对12家合作社互助基金开展财务托管和监管服务，并对合作社互助基金管理人员进行培训。10多年来，12家合作社累计向村内农户发放互助基金近6000笔，总额近6000万元。互助基金运营收入除了根据净收入向成员分红之外，还提取公积金、公益金与风险金，增加了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为开展社区公益服务提供了基本的资金支持，例如资助特困家庭。

二是孵化肉牛养殖产业。为了广大农户养牛资金短缺的问题，协会建立了产业发展基金。自2010年至今，协会先后争取到国际小母牛组织、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施永青基金的资助，建立了约500万元的产业发展基金。产业发展基金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村级合作社管理使用；另一部分由协会直接管理使用。村级合作社管理使用的产业发展基金，在合作社讨论确定的联合产业发展项目范围内，由合作社成员家庭申请使用，用款额度和期限由各村合作社依据申请人的生产活动需要确定，对在合作社联合产业项目培育期内的用款原则上不收费。由协会管理使用的产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农户购买能繁母牛和育肥牛，对于小农户申请用于购买能繁母牛的基金免收使用费，对于大户申请用于饲养育肥牛的基金收取使用费，额度和期限根据每一户的情况确定。截至2020年末，产业发展基金累计发放1000多万元，滚动支持购牛2000多户次。

同时，协会为肉牛养殖产业构建了从选种、育种的技术服务体系。发展肉牛产业，首先要解决选种和育种问题。较长时期以来，仪陇县当地的养牛技术服务主要依赖技术人员个体服务，而个体服务一般只管配种服务，对于改良、质量、空怀率、产子等难题都少有问津。而这些问题都是养牛户自己无法解决的。因此，协会带领养牛户从外省引进了适应本地条件又符合市场需求的肉牛品种。然后，引进专业的养牛技术服务公司，对仪陇当地养牛户逐户进行饲养管理、经营管理、种群构建等技术培训和服务，改变了当地养殖户的传统习惯，使其逐步接受并采用现代的饲养方式。技术服务公司对养殖户收取母牛保育技术服务费每天每头1元，其中养殖户支付0.6元，其余0.4元由协会支付。这样，很多以前因为母牛配种难题而放弃饲养的农户开始重新养牛。

三是培育职业农民和家庭农场。协会在总结了长期培育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后，认为要发展壮大肉牛养殖产业，以小农户为主组成合作社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协会重点培养回乡创业的青壮年农民，把他们培养成职业农民，并以家庭农场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经营，使之成为现代农业产业的经营主体。

四是建立县级肉牛养殖联合社。协会不但帮助贫困乡村初步培育起肉牛养殖这一致富新产业，而且培育了农民的合作意识、合作能力、诚信意识、契约精神，让农民切实感受到了合作的好处。经过与各村合作社及养牛农户协商，2020年协会发起成立了仪陇县群联农民养牛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联合社”），由协会及其孵化的村级合作社和养牛家庭农场自愿投资60多万元，其中协会出资50万元。

自成立以来，为了引导分散的小农户向有组织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靠拢，联合社致力于提高养牛户专业素质和能力，推动肉牛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肉牛养殖全产业链的生产经营管理服务体系。首先，各片区联合采购与销售，在此基础上，联合社开展了保健药品和饲料的统一采购管理服务，组织养殖户统一销售成牛。其次，联合社组织养殖户对优质牛源地进行考察，寻求建立与优质牛源地牛销售方相对稳定的购进合作关系，解决养牛户购牛过程的风险。再次，联合社在协会构建的肉牛配种育种技术服务体系的基础上，与其他技术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提升肉牛养殖技术专业服务能力。

五是构建大小农户协作机制。农户分散经营的产业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形成与市场需求有效衔接的产业规模，并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产业发展质量，提高农户的市场谈判地位，保护农民能够得到应得的利益。因此，协会努力寻找大小农户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互助协作机制。同时，引导大户向小户传授肉牛养殖技术，共同提高从牛犊到成牛的品质，降低生产风险和成本。此外，鼓励和引导家庭农场从技术、生产过程和销售等方面带动周边小农户，并由家庭农场对返乡创业的规模养牛户进行一对一辅导。

（二）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乡村振兴的成效分析。仪陇乡村发展协会成立的20多年来，一直不断地探索推动乡村发展之路，逐步摸索出以产业振兴为切入点、以多层次农民合作组织为载体，以返乡创业中青年和家庭农场为抓手，以协会为资源整合平台的乡村振兴服务体系，取得了多方面的综合成效。

一是肉牛养殖产业初步形成，推动了产业振兴。以前仪陇县农民只饲养耕牛，协会整合各种资源，推动当地肉牛养殖产业发展起来，找到了适合的富农产业，建立起从肉牛育种、饲养到销售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技术服务体系和经营体系，肉牛养殖产业初具规模。

二是多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初步建立，推动了组织振兴。首先，协会推动形成了以自身为核心平台的多层级肉牛养殖产业发展服务网络，与技术服务企业、高校、家庭农场、小农户等各方形成了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资源，引导科技、信息、资本、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向乡村肉牛养殖产业集聚。其次，协会培育的村级合作社成为贫困村联结农户共同发展产业的主要载体，也成为村两委领导下推动村庄经济社会事务发展的重要依托。通过合作社，农民集体行动的能力明显增强。再次，联合社的成立，更是提升了农民的合作层级，扩大了合作范围，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仅有利于激发农民开展乡村振兴的主体意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有利于对接各种外部资源，推动肉牛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

三是青壮年新型职业农民和乡贤得到培育，推动了人才振兴。协会培育了乡村振兴需要的人才队伍。通过农民合作社建设和肉牛养殖产业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各种培养和指导，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术，而且还大幅提高了合作意识、合作能力以及共同致富的愿望。这样，不仅培养了乡村能人和新型职业农民，而且培育了关心他人、关心社区共同发展的乡贤。乡村产业的良好发展，使返乡创业的中青年人看到了美好生活的奔头，从而安心在家乡从事养牛事业。

四是生产与环保协调并进，推动了生态振兴。协会引进专家帮助养牛户设计和建设粪污处理设施。同时，养殖户以本地玉米及秸秆为主要饲料，初步形成了种植养殖互补的产业结构。此外，村级合作社积极配合村两委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生活环境的重要意义，推动建立垃圾池，帮助村民养成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

五是传播科学知识，移风易俗，推动文化振兴。协会自成立以来不遗余力地开展各种科学知识、农业技术、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教育活动，带动农民重视和利用科学知识，发扬和遵循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新观念、新风尚。

六是找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途径。协会将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发展肉牛养殖产业，为当地农民找到了适宜长期发展的产业，并打下了良好基础，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创造了条件。

七是找到了大小农户共同参与现代农业及农户与市场相衔接的有效机制。协会通过引进外部肉牛养殖技术公司以及大户带小户的方式，不仅将科学肉牛养殖的知识和技术层层传递到小农户，而且通过小农户与家庭农场及大农户分别饲养能繁母牛和育肥牛的分工模式，发挥了各自优势，扩大了整体的养殖规模，并有效地降低了养殖成本和风险，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通过联合购销，不仅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而且实现了小农户与市场的有效衔接。

八是建立了乡村振兴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联结机制。协会、外部肉牛养殖技术公司、家庭农场、大农户、小农户、农民合作社等各参与方，都从肉牛养殖产业发展以及合作社发展中得到相应的利益，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协会也通过公益捐赠、政府补贴和自身经营收入实现自负盈亏和可持续发展。在争取公益慈善组织捐赠和政府资金支持的同时，协会通过产业发展基金等资金的有偿使用也创造了一定收入，弥补了自身的运营费用支出，实现了保本微利的运行。

结论与启示

从仪陇乡村发展协会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和成效看，社会企业性质的综合性中介服务机构能够发挥资源整合的平台作用，更适合我国在小农户众多分散、组织化程度低、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相对落后条件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乡村振兴是多维度的，需要多种资源；而各维度之间又相互作用，需要将多种资源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共同协调地发挥作用。因此，尽管单一维度的专业化中介机构能够在某个方面发挥作用，但是由于不同中介机构难以协调，他们提供的服务也就难以发挥合力。而综合性的中介服务机构有条件有机地整合各种资源，发挥综合服务效能。

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以各类合作社为主，包括村两委以及大户能人领办的专业合作社以及村集体的股份经济合作社等。而绝大多数合作社成员主要是小农户。这样的农民合作组织难以获取各种必要的资源，也难以自主吸纳和集成农业新技术，需要更高层次的平台来提供支持。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仪陇乡村发展协会的经验看，县域层面的综合性中介服务组织是合适的，能够比较好地整合各种资源，有效地服务县域内的农户和农民合作组织。

农民对于社会服务的付费能力有限，尤其是在产业尚未发展起来，收益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同时，对于效果没有得到验证的中介服务，农民也难有付费意愿。因此，商业性的社会服务就难以被农民所接受，也就难以发展起来。这样，就需要公益性的中介服务。但是，完全依靠财政支持的公益性中介服务机构往往缺乏足够的激励去及时回应市场和农民的需要，其服务的效率和效果由此受到影响。因此，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能通过服务获得一定合理收入、弥补一定经营管理成本的公益性中介服务机构，即社会企业性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就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能够发挥合作平台、孵化器和加速器的作用，做到事半功倍。

但是，从仪陇乡村发展协会的经验看，由于社会服务成本巨大，而收入来源少、收入水平有限，要做到自负盈亏也不容易。因此，如果政府能为社会企业性质的社会服务机构提供适当的政策和经费支持，将有助于这类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从而有助于推动高质量的全面的乡村振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村金融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