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根源——《中国道统论》出版研讨会发言摘要

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召开的《中国道统论》出版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相关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中国道统论》（全2册，80万字）主旨是探讨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通过梳理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脉络，试图读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图谱，从而为当代思想文化构建引来源头活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

现将与会专家学者发言摘要如下，以飨广大读者。

用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诠释中国道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 魏长宝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五四运动102周年。五四运动我们传统上将其定位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以来，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怎么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解答。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主要有三条道路：一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即西化派；三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即传统派。中国哲学史学会已故会长方克立先生，把它叫作三大思潮对立互动，最后是以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古今中西这个问题上提出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或者叫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道路在学术领域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以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为代表的，叫作综合创新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具体怎么批判继承，怎么综合创新，其中是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的。综合创新的观点，实际上是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外在对象来进行批判继承和突破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7年中办和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习总书记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美德作出多次重要指示、批示。他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指出中华文化激励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丰厚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中华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和源泉，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是根本的自信等。

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样的论断。这一论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关系，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断。

《中国道统论》从道统论的角度，对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非常独特的思考，提出独特的见解。作者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对道统进行理性的审视，并致力于用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来诠释中国道统，借用“道统”这个词，对其内涵进行了扩充，赋予了新的含义，用中国道统来表示贯穿中国思想史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认为道统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思想文化对象，是至今仍留在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影响你我他的思维、意识、态度、价值观等。《中国道统论》用大历史的叙事方式，来讲述中国道统的传承。该书视野非常宏大，资料非常广泛，对以道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主要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尤其是注重讲古代学术思想与中国近现代主流思想的传承关系，所以对我们如何理解，如何讲述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启迪。

《中国道统论》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中西比较的视野。作者非常注重从问题入手介绍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分析其中的继承和创新，每一个论断，首先就有一个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一点非常明显。

这本书是探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力作，并对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讲的“历史自信”，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学术理论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以“传文明薪火，发时代先声”作为我们的学术使命。我们出版了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很多成果，尤其是近年来我们成立了古籍工作室、考古工作室等，专门来从事传统文化这方面的出版。我们有一系列大的传统文化的出版工程，包括今注本二十四史、中国哲学典籍大全，以及中华思想通史资料长编等。《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2021年还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我们会一如既往，在专家学者们的支持下，为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新的贡献。

拓展哲学视野 挖掘中国智慧

《中国道统论》作者 蔡晓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五四运动至今有100多年，那些为民族复兴而呐喊的先贤们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中国能有今天的强盛局面，能让人民总体过上安康幸福的生活。但同时我们开始面临另一个问题，中国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文明国家。科技界的人士在说我国科学技术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从难望其项背，到跟跑，再到并跑和局部领跑的阶段，其实其他领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历史方位，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是什么？中国文明或中国文化是什么？这样的思考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全盘否定，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的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找到知音。我们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如何建立与当下和今后中国相适应的新学术话语体系。也就是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作为构建中国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基础。这是一个值得完成的学术梦，是宏大又极为复杂的工程。但如果我们不想走西方文化所设定的路径，就必须完成这项工程。其中，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3000多年来的中国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梳理，看看我们民族文化走过一个怎样的心路历程。

第二个问题：如何梳理中国学术思想史？

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解释天—人关系的天道观，西周开始就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这不同于西方以分析神—人关系为核心的神权文化。我这里丝毫没有从贬义的角度说“神权文化”，因为神权文化的类型很多，类型不同其文化形态也不同。正如天道观有不同类型，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同。其次，中国文化的“一本性”从古至今为学者们所认可。庄子《天下篇》就言：“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20世纪50年代唐君毅执笔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化应该是一本前提下的多个源头的融合。也就是说3000多年来自始至终有一个贯穿其中的主流价值体系，直到现在依然不曾中断过，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又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这个主流价值体系发端于周公。它首先体现在政治伦理。周公设计了“天—君—民”的三角政治架构，其主要内容是：民由君治理；君要敬畏天；天意体现着民意；君能否获得天命，根本还在民意。一言以蔽之：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文化由多个源头不断融合而成，是一个历史事实。西周时期就形成起主导作用的“道德天道观”，还有非主流的“神灵天道观”“自然天道观”。第三，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总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天道观。如两汉时期的鬼神天道观，魏晋时期的自然天道观，东晋隋唐时期佛学为主导的虚灵天道观，宋明以后的义理天道观。一种天道观的形成，使学术思想获得一种表达方式；当被另一种天道观替代时，又产生新的表达方式。佛教进入中国，西学进入中国，以及马列主义进入中国，都使中国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发生改变，学术思想的形态也发生很大变化。但再怎么变化，其最基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没有改变过。比如忧患意识，周武王翦商成功后对周公坦言晚上总睡不着觉，与毛主席在取得全国胜利后提出的“进京赶考”，我认为其“于安思危，于治忧乱”的忧患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个问题：如何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构建新的学术话语体系？

通过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梳理，我看到了一些值得尝试的路子。我们生活在多重意义的世界里，没有意义就无法生存，但没有适合我们自己的意义，生活同样悲哀。我把道统理解为一种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分析框架，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理想和信仰，或者光荣和梦想。无论是韩愈的“以仁义为道”，还是宋儒的十六字心传，都体现了价值观、思维进路和分析方法。那么在当代，为什么非要用“道统”一词来表述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传承？一是现代汉语中很难找出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纵贯3000年中国学术思想的传承关系，二是使用古老的概念并注入新的意义，象征着激活古老思想为当代服务的意识。这种方法从孔子给“仁”这一古字注入新义开始，到毛主席给“实事求是”注入全新意义，绵延不绝于中国整个思想史。道统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分析框架的传承，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理想和信仰，光荣和梦想。为了与儒家的“道统”相区别，而采用“中国道统”。为什么要冠以“中国”而不是“中华”或其他名称？因“中国”一词古已有之，《大雅·民劳》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尚书·梓材》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中国”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承载着太多的追忆、太多的自豪、太多的期盼。

与道统相对的则是治统。道统与治统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张力。孟子就讲“天爵”与“人爵”之别，庄子讲“在宥天下”反对黄帝的治理天下。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抱持着心中的“道”，保持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意识，他们认为自己站在道义和价值的制高点。这在宋明时期尤为明显。包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现代知识分子，如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我们为什么对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不抱有好感呢？关键在于他们是用西方文化的“道”作为批评现实的标杆。而时代需要能赓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道”作为批判现实政治的依据。中国道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产物，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当代中国道统的核心价值的表达形式是什么？我认为是政治上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经济上的共同富裕。这样的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传承关系。如果站立于这样的道义制高点，人民群众不仅拥有对施政活动进行监督批评的权利，而且会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社会文化。

我在书中介绍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他的《明夷待访录》，并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作了对比。其实他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别人凭什么统治我？这就是统治的合法性问题。黄宗羲的答案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成就天下利益，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获得统治我的权力。统治合法性既非来自“神”，也非来自社会契约——等价交换，而是来自统治者的无私品格、辛劳付出和天下百姓对施政结果的认可。换言之，政治只能让最具有服务意识、奉献精神的人参与。从黄宗羲政治理论中可以推导出“共有、共治、共享”的政治理想，它与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既相同又有不同。

第四个问题：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面对同一个问题时，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解决路径；面对同一个现象，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解释，这是由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思维方式决定的。我最初是准备用思维方式分类来写这本书的，比如阴阳思维，家、国关联的政治思维，和、同思维和中庸思维，以及“三无私”、推己及人、恕道思维等，社会秩序与一定的思维模式相互契合。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在表象上的差异当然很大，但我以为构成社会体系的底层逻辑即思维方式，依然有内在的一致性。100年前，冯友兰先生解释中庸关于诚和明的关系：“人只有在自己的实践中，才能懂得这些普通、寻常事的真正意义；也只有真正懂得了它们的意义，才能做得完美。……一个人如果力求完善自己，他就会看到，为此也必须同时完善他人。一个人如果不关心别人的完善，自己便不可能完善。”他对诚、明的诠释，与“实践出真知”，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维方式有共同性。按照中国传统思维，体和用、标和本、表和里、现象和本质、阴和阳是互为条件、互相关联的，这就是所谓的“不二”思维。熊十力先生将自己一生的哲学思考用“不二”两个字来概括。这种“不二”思维意味着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寻找独立自在、永恒不变本原的路子很不一样。不过，由于用这样的方式去梳理中国学术思想难度很大，最后我放弃了，还是用历史的叙述方式。但书中在不同地方梳理了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思维方式。比如介绍《易传》时列出有中国特征的五条思维法则，第一，简易是宇宙的基本原理。第二，阴阳相对但同体。所谓同道不同理。第三，万物变化源于内部阴、阳的此消彼长。第四，万物关联，生生不息。第五，天人合一，三才印心。这里以第一条“简易是宇宙的基本原理”为例。系辞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就是简、简就是易。老子讲：“大道至简、衍化至繁”。古希腊自然哲学有一个非常固执的信念：万物本原为一。爱因斯坦明确说：“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就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他的质能方程简洁、优美得令人心醉神迷！其实现代物理方程、数学公式无一例外地服从“简易为美、简易为真”的原理。我认为，系统总结有中国特征的思维方式，比较、融合现代科学思维，对于拓展我们的哲学视野，提出中国式智慧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第五个问题：关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理论

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都是等级制社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解释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方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路。以道家《无能子》这个作品为例，传达出这样一些信息。第一，人类的不平等起源于人类开始控制自然的那一刻，摆脱自然规则而创造出新的社会规则，既是人类文明的开端，也是人类不平等的开始。第二，不同于卢梭把人类不平等归因为私有制，无能子把设立君臣作为人类不平等的原因，而礼教的产生既是不平等的结果也是不平等加深的原因。按照卢梭的思想，抑制不平等须消灭私有制；而按照无能子的推论，抑制不平等的关键是消灭君臣和礼教束缚。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首先打倒的正是君主制，其次是封建礼教。现实中国社会似乎正在证明这样一个观点：有巨额私人财富但不得与政治权力结合，有政治权力但不得拥有巨额私人财富，不得因拥有财富或权力就享有特权，权、钱不能结合也不能交易，这样的社会中，不平等会降到最低。这就与卢梭以来的西方激进的社会改造方案不同。人类社会有两种类型的等级制，一种是自然等级，就如柏拉图说的，哲学王的灵魂有黄金，城邦卫士的灵魂有白银，平民的灵魂就只有黑铁，意味着这种社会的等级是基于血缘、种族、神选等自然因素。另一种是人为等级制，就如“视民如伤”的周文王，居天子位是因为个人的德行、能力，这种等级的产生是由于人的后天努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前一种等级造成僵化、静态的社会，后一种等级造成有活力、发展的社会。

书中还引申出其他问题，比如中国式的天下观、大一统和国际观，中国式法治的基本特征，佛学对中国人深层思维的影响，中国人如何从自身角度切入去认识佛学和西学，等等，都值得梳理。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不可多得的力作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 朱良志

刚才听蔡先生说他写作这本书，花了多年的时间，讲了他写作缘起的一些关键问题，他在书中的一些考虑，书的难点、重点，怎样考虑现实针对性，怎样在理论上圆融地加以说明，等等，听了深受启发。

这本书写得非常有力量感。这本书是从知识、概念、思想体系等方面讲起的，有非常强烈的关注现实的眼光，有一种经世致用的关怀。时代发展到现在，到底什么东西最重要？中国文化发展至今，目前处于特殊的位置，在思想上要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像以前那样的思考方式已经不行了。时代需要鲜活的有力量感的理论。

蔡先生长期对中国社会有细致深入的观察，同时他熟悉中西思想文化、哲学、宗教，这本书涉及的问题很多，而且都是关键性的问题。书写得没有学究气，读起来观点非常鲜明，没有任何的遮蔽，坦诚地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态度客观、冷静，带有一种解剖式的。对很多哲学家的思想，有深入的剖析。

这本书的学术基础非常扎实。比如说像佛教、道家哲学中间的一些问题，西方宗教的一些问题。他的论述，功力显得非常扎实的，学术基础是可靠的。正因如此，这本书给我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很有力量，逻辑也比较强，七卷当中，问题意识突出，围绕很多重大问题，从历史逻辑发展中间，一步一步地推演他的以天道为中心的学术观点，从天—人关系论证中间，找出他自己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

西方从神—人的论述，中国天—人的论述方面，学术界也有很多的讨论，但这本书分析透辟，有真知灼见，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本力作。

首先，这本书讲道统不是讲正统，因为它讲道也不是讲一种终极价值，圣贤已经说过，后代只能世世代代守之，如果讲这样的东西，它的力量感就会削弱的。它不是这样讲的。它讲道统，实际上是讲中华民族活的那种文化精神，那种内在的一种思维结构，那种三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思想主流。讲中华民族精神义脉，它讲这个道是中国人的思想之道、存在之道。

该书将中国文化的思想之道、存在之道，作为这本书的主叙述，从历史的整体发展来追踪这个义脉，得出了很多结论。我们今天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文明的基因，蔡先生像中医一样把脉，他寻找这种基因，而不是归于某种正统，不是归于天不变则道亦不变，道不变则人文亦不变的论述，它不是封闭的系统，全书具有极为开放的眼光。

其次，关于儒家正统的问题，中国的文明发展，我们今天讲儒佛道三家，这是我们思想的基础，诸家各有所长，但在论述中间，我们讲中国文化核心思想的时候，基本上以儒家为正脉的，这也是一个客观情况。在历史上我们讲中国道统的时候，比如说韩愈讲“道统”，就是有感于道佛思想消极影响，而提出复归孔孟之道理学产生的一个动因，也带有排斥道佛的学派观念。20世纪新儒家的论述，与宋明理学一以贯之，其对道佛学说的排斥也是非常鲜明的。中国传统的大叙述中间可以看出，虽然我们讲儒释道三家思想兼容并包，但实际上是以儒家为正统，往往做不到对另外两家学术的兼容。事实上这种兼容是极为重要的。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大因缘。隋唐以来，佛教思想的发展，又激活了道家很多学说，道佛一体，深刻影响着思想文化的发展。道佛思想，尤其是道禅思想之间强调个人自觉，强调心灵体验，强调心灵自由，是士人阶层的重要思想补充，它是中国文化源头活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儒道佛三家兼容，从中间抽离出来中国文化中间合理的基因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道统论》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处理。

再者，中国文化的论述者，总有个“西方文化的纠结”问题，其实大多是对中华文明缺乏自信所造成的。这在百年来中国文化的讨论中有充分体现，包括现代新儒家。他们讨论“道统”的前提，往往出于“拯救”中国文化的愿望。很多论者认为，中国人的思维与科学技术冲突、中国缺少民主自由传统，等等。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常常被理解为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基础上、更好地去靠近西方文化的岸，中国文化本身似乎缺少这样的锚点。作者在这本书中强调，我们现在的文化发展，已经有一套有别于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法治的看法。已经不再急着去证明中华文化与现代性不矛盾，更不会焦虑于中华文化如何攀上西方文明这班快车，而是在考虑中华文化之所以是中华文化的特质，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特征。蔡先生的这本书要建立的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其实是要恢复一种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从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中，去追寻中华文化的历史起点、思维逻辑、生命精神，讨论中国文化所赋予的生生不已的活力。

《中国道统论》从天人关系追述，寻找中国道的义脉，这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读解；超越正统观，超越儒家的正统思想，超越中西文化的纠结，其构思给人以启发。

我是研究中国美学的，中国美学与西方有很大区别，中国人的审美观，特别讲究体验，重视人和世界一体。比如说园林，凡尔赛宫是西方园林代表；苏州拙政园是中国园林的代表，凡尔赛宫是对称性布局，路很直，树经过反复修理，它以建筑为中心；但是拙政园崎岖小径、山水相依，点缀些许花木，小桥俨然，它所奉行的原则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虽然是人做的，但是做得就像没有做过一样，做得就像天工开物一样，要把人工的痕迹降低到最低点，让你看不出人工的痕迹。西方的凡尔赛宫，就是显露出人工的痕迹，所以说人是世界的主人。中国人和天的关系的处理，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蔡先生的天人关系的论述，对揭示传统艺术的特点是非常有帮助的。

顺天继学论道统，守魂同德中华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肖群忠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次重要的论述：3月份视察福建朱熹园时他特别强调，没有中国五千年文化，就没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七一讲话讲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又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显著优势。从五四运动走过一百年，从对传统文化激烈的批判到现在高度的肯定。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道统论》一书选题意义重大，学术价值高。

《中国道统论》学术品质高，内容宏大，用中国的话语讲了中国的问题。我想分三点来讲。

第一，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实践关怀。从学理上来讲，作者不是像学院派学者那样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要搞一个概念，要建一个体系。中国哲学一定是有实践品质，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被中国人接受，儒学的实践品质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是高度一致的，所以要真正作为一个时代的思考者，为时代立言，一定要关怀这个时代。《中国道统论》这一问题意识，相当于观念史的研究，而不是哲学史的研究。该书研究的是观念史中一个重大的观念，是决定我们民族思维方式的最根本的观念。

道统这个概念，从蔡先生的界定来看，指的是主流价值传承，包括思维方式等。中央怎么表述这个概念？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大会”上用了四个词：哲学思想、教化思想、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传统美德。在2017年的中央两办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专门文件里面，把哲学思想和教化思想合在一起了，叫核心思想理念。这个提法非常科学，因为哲学是一个学科，你用一个学科怎么表达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我认为蔡先生说的道统的意思，可能是对核心思想理念的诠释。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还有另外两个方面即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后者主要涉及审美、生活方式等方面，中华传统美德是我们伦理学主要关注的内容，核心思想理念可能不只是哲学方面的问题。该书的核心概念是天道观，每一个民族，一定有一种基元性、根本性的思考，这就是道嘛！目前用了“道统”这个概念。“道统”这个词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儒家道统用法，但是该书超越了这个东西，所论为中国道统，欲论述决定这个民族基因根本性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什么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成为中华民族，这个问题立意重大，是需要进一步不断研讨的问题。

第二，丰厚的学术积累和诸多的学术新见。我举几个例子：一是提出三种天道观，二是对中国学术史的三个历史分期。我们经常讲明末清初，晚明和晚清的概念也不是完全没有人讲，蔡先生用三段来划分，是很有新意的。三种基本类型的天道观，符合对中国哲学的元范畴“天”一般的解释，但是做出这么详细缜密的论证还不多见。对上古产生的三种天的观念，尤其是墨家代表的鬼神天道观做了很好分析，与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儒道两家用“三足鼎立”这个词表述，也符合历史事实。

在具体的章节内容里面，有很多新意以及对文本材料的处理都很得当，该详的详，该略的略。比如说以中庸和理性概括中西方最根本的思维价值观念的区别，这是很有高度的。再比如说儒家的平等观是一种对等观，这种提法也挺新鲜的。对道家材料的处理，除了讲老子这一道家最主要代表人物的自然观、本体论，对早期道家人物杨朱、列子、宋尹学派等的分析都很有水平。在儒家方面，除了讲孔子思想的基本思路、理想国外，还分析了《中庸》和《易传》的重要作用。一般认为《易传》是孔子写的，把它前移，我觉得这个处理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既然是孔子写的，对我们中国形而上学和天道观构建而言，《易传》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是具有根源性的。

第三，中外比较的视野与亲和流畅的文风。始终坚持一个问题，他有情怀，有使命感，始终是一个中外比较的视野。我们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搞了一百年，都是用“反向格义”的方法即用西方哲学框架来框我们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立场，应该用自己的话语讲中国的问题，我们应该平视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从观念史的角度来说，既有形上之道，还有生活世界的关怀，既有哲学知性的思想，还要坚持知情意相统一的观念与信念，要跟生活实际相联系这种研究如果不能打破旧的知性思想的哲学研究范式，不能开创新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方式，是不能凸显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立场，也不能完成弘扬中国精神的时代新命。

另外该书的文风和所用材料都很亲民。我看书中甚至引用了2020年前半年的最新材料，对中央文件也很熟悉，很多当代流行的话语也常常可见，先秦时期的古代文献除了非引不可的地方都以页下脚注形式出现，增强了现代读者阅读的流畅通透感，语言风格有亲和力。

如果再版，建议书名用中华，不要用中国，我们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文明共同体，讲文化用中华，可能比中国更好一些。建议作者撰写正面论述的专著，而非现在的宏大史论，如果以“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为题再写一本正论简编本对弘扬中国价值精神会有更大推动作用。

有历史的厚度，思维的深度，还有恢弘的气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章伟文教授

蔡晓先生的《中国道统论》这本书，就像前面两位老师说的那样：有历史厚度、思维深度。在此基础上，我再加一条，它还有恢弘的气度。

为什么这么说？中国学术史上探讨“道统”问题，较早有佛教禅宗的《六祖法宝坛经》。因为六祖和尚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他所创禅宗的合法性，如何来保证？故他在《坛经》里面，建构了一个传法的法统：从西天二十八祖，一直到东土六祖。通过这种方式，他建构起佛教禅宗的法统，从而保证自己所传佛法的正统性、合法性。

《坛经》法统之建构，实际上对当时的儒家文化有一个强大的刺激。所以，后来韩愈的《原道》，就特别提出儒家也有自己的道统，从尧、舜、禹、汤、文相传，一直到孔、孟，韩愈认为自己所接续的就是从尧、舜等往圣先贤所传之道统。

韩愈的道统论提出以后，宋明儒者对之又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完善。但是，宋明儒的问题是什么？主要是气度不够恢弘。在建构儒家道统的过程中，宋明儒站在儒家的价值立场，力图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做一个整合，在既能存续儒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同时，又能将其他的文化，比如佛家、道家文化中的合理性因素给吸收进来，这当然值得肯定。比如说，蔡晓先生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的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牟宗三等先生提及的心性之学，实际上就是宋明儒的重点建构。在宋明儒之前，佛教和道家对心性之学谈得比较多，先秦、两汉儒学在这方面好像有一些欠缺、不足。所以，宋明儒后来重构儒家的经典体系，将四书凸显出来，建构起儒家的心性之学。应该说，宋明儒心性之学的建构、道统的确立，对佛、道教文化是有所吸收的，这实质上是站在儒家价值文化立场对其他异质文化所作的一个融会贯通。但是，我们说它显得气度不够，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始终不肯明确承认有对其他文化的吸收、改造，只是强调自己才是文化的正统。

蔡晓先生《中国道统论》所讲“道统”，这个说法很大气！因为他认为“道统”，应该指中华民族的共同创造的思想。这显然比宋明儒所论道统的立场、气度要更高、更恢弘。这其中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或者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可用《中庸》里面所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说明之。蔡先生在这部书中，将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优秀思想文化与精神做一个凝练和梳理，以这样的方式来建构中国的道统论。这种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论，显示了一种恢弘的学术气度。所以，我认为他这部大作既有历史厚度，又有思维深度，更有高屋建瓴的恢弘的气度！我觉得，蔡先生《中国道统论》这本书，首先有这样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蔡晓先生这部书特别重视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探讨。司马迁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自己所欲达到的理想目标。我觉得蔡晓先生将司马迁的这个追求，贯彻到了他自己的这部大作当中。此书既有中西文化的对比，又有古今思想的贯通。在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的时候，我觉得蔡先生的概括是很到位的，比如他提出中国学术文化重天人之架构，西方文化重神人之架构，这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特点。在“究天人之际”的过程当中，蔡先生特别凝练出中华文化三种代表性天人观，即墨家神灵之天、儒家道德之天和道家自然之天。这种天人关系与神人关系有所不同，神人关系下，神与人乃二分；天人关系中，天与人乃“不二”，此“不二”即意味着形上与形下相贯通、理论和实践相贯通。

另外，蔡晓先生在书中提到一个问题我也很赞同，即“心性之学”是否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全部？因为现代新儒家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心性之学”应该是中华文化最根基的部分。蔡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有价值的。清代颜李学派的颜元在总结宋明儒文化缺失的时候，说那些读书人“平时拱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但如何以有效的实际行动救国之难、扶大厦于将倾，则不见有人挺身而出。所以，只是将学问做成书斋里面的学问，这种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他想不出有效办法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旦文化不能够与实践相结合，文化的生命力就会大打折扣。蔡晓先生在书里提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怀疑“心性之学”是否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全部。因此，他强调要把书斋里面的学问，变成在社会生活当中能够实践的学问。刚才，肖老师提到道统和学统；牟宗三先生提道统、学统和政统，“三统”并建；再往前，应该是孙中山先生提到政权与治权的关系。我觉得，在《中国道统论》之后，如果再续写，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中国治统论》？“治统论”大概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政权合法性等问题，不管从古到今、乃至于未来，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又比如中国文化所倡导的“民本”，或者西方所提“人权”，我觉得蔡先生在书中有一个提法很好，他特别表彰了黄宗羲“共”的价值理念，这个“共”的价值理念我觉得比人权、民权还要更好。所谓“共”，应该是指共同体，我们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共同体，人类和宇宙、自然也是一个共同体。以共同体作为思考问题的背景，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这种思考去保障人的权益，保持人和自然、宇宙之间的和谐。故《中国道统论》之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中国治统论》的写作。如此，则绝对是一个系列的恢弘巨著。

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都有《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专著，我听说朱伯崑先生在写完《易学哲学史》之后也有一个想法，想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后来朱先生没能完成这个工作，就去世了。非常遗憾！蔡先生的《中国道统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堪称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谨向蔡先生表示祝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扛鼎之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秘书长任蜜林研究员

我读了《中国道统论》之后，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体会。

第一，《中国道统论》创新意识比较强。作者首先对中国道统这个概念进行一个新的辨析，尤其对于唐君毅先生的看法提出了一些讨论。

道统主要是针对佛教的禅宗法统，韩愈《原道》提出了儒家也有一脉相承的体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中间断了，韩愈有意识接续道统。其实《论语》二十篇、《孟子》末章已经有一个儒家道统论的意识。《论语·尧曰》里面讲“天之历数在尔躬”，尧传舜，舜传汤。到了后来《孟子》在里面讲尧舜到孔子，然后到他，他意思是接续道统，但是没有那么明确提出来。其实后来荀子即使没明确提道统，其实也有道统意识，荀子除了批判先秦其他各家，对于孟子、子思进行了批判，还讲了一些他鼓吹的大儒，所以荀子也有道统意识的。后来包括董仲舒等都有类似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的责任。

当然儒家道统明显是韩愈提出来的。到了宋代，比如张载、二程等都有明确的道统意识。小程在给大程写墓志铭的时候，认为大程继承孟子以后儒家的道统，中间这段时间都断了。当然后来儒家也有反对，说儒家的道统不能断，中间这么长时间断了以后怎么接续，这是后话。包括朱熹明显提出了道统谱系，这都是他们的意识，包括到了新儒家，如蔡晓先生提到的牟宗三对于道统意识就有系统的认识。牟宗三不仅对于儒家进行一个道统判教，对其他的佛教、道家都有一个判教。牟宗三跟唐君毅差不多有比较接近的思想，也认为陆王心学才是儒家的道统正脉。因此他对朱子理学进行批判，认为他是“别子为宗”。当然这也是牟宗三的一家之言，我们现在都不这么看了。可以看出无论历史上的道统学说，还是新儒家的道统学说，在我们现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观念和理解下都是有偏颇之处的，所以蔡先生首先对中国道统进行重新辨析，这是这部书的立论基础。他讲的道统不是传统儒家的道统，他是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讲中国的道统。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打破了古代或者以道家为主批判，像庄子以道家为主批判其他各家，建立道家的道统谱系，佛教有法统谱系。这种打破非常重要，因为三教不是敌对矛盾，古代人的思维比较偏颇，认为只能自己对，别人都错，其实不是这种关系，可以是一种融合的关系，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现时代，要对中国道统，对儒释道都有吸收借鉴，把他们合理的、正确的、可取的都吸收进来，我觉得这是蔡先生这部书里面非常重要的创新，可以说是他这部书的立书之本。

当然，书中其他具体章节的创新之处还有很多，比如我看到他在写“孟子”那一章，特别把孟子和庄子拿出来进行比较，他讲了几个方面我觉得都挺有新意的。比如人生之乐、人生之忧、人生之死等方面都讲得非常系统。因为孟子和庄子是思想史的公案，他们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是在各自的书中都不提对方，他们分别是儒家和道家的“亚圣”，他们互相不提及，历史上做了很多的解释，当然至今也是一个迷。蔡先生把他们专门挑出来进行比较，我觉得有着非常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这是一点。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这部书规模比较宏大。可以说从源头一直到孙中山，可能一直讲到现在，因为魏老师刚才说可能有一部分要单独成书，而且把中国道统分为七个时段，七个大的时段。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新意的。一般我们中国哲学史划分都是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清代、近现代，蔡先生不按照哲学史、思想史的分期，他可能按他自己理解对中国思想史进行新的划分，他就把春秋之前周公划为一个阶段，春秋时期三大家，孔子、墨子、老子，后面是一个时代，两汉到魏晋是一个时代，隋唐、然后宋，把明代的隆庆时期作为一个节点，到近代，中间把它划为两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他独到的思考，这跟一般的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的讲法都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是他的一个特色。

第三，蔡先生的这本书体系比较完备。为什么这么说呢？除了刚才所说的几个方面，他反对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西方的理论体系来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立足破除这一点。

再一个特色，作者对于中国道统的立论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他为什么破除儒家道统的狭隘的原因。他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的道统思想进行一个新的反思，这是他与新儒家，包括之前梳理中国古代道统思想，也是他的一个能够超越他们的理论优势。这点可以说史论结合，有史，中间还有论。刚才讲的几个思维方式，比如说阴阳思维方式，还有政治思维、中庸思维，这几点由于书里面虽然没有完全的体现，但是在写作过程当中都不时有所反映，可以说是论的方面。包括刚才章伟文老师讲到蔡先生对天道观几个总结也是非常有新意的，比如两汉时期的鬼神天道观，魏晋时期的自然天道观，东晋隋唐时期主导的虚灵天道观，宋明时期的义理天道观等。

此书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相结合。刚才朱良志老师说读蔡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流畅，非常好懂，不像我们搞学术研究的，先引一段大的古文材料，然后再分析，读者读起来非常头大，而且有很强的现实关怀，主要是立足于当代。我觉得蔡先生这本书虽然叫作《中国道统论》，这个名字刚才肖群忠老师也讲了可以探讨，其实背后就是道为核心观念为切入点来系统重新梳理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当年《中国哲学大纲》出来的时候，他的副标题是“中国哲学问题史”，反映了他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梳理方式。《中国道统论》是对于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包括哲学史，以道为切入点进行重新的梳理。这是一个新的梳理方式。

《中国道统论》并不是对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面面俱到，而是有重点、有突出的，与主题相关、重要的思想家才写，有一些不重要就没有写，详略得当，裁减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