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产业复苏和发展的日渐重视,古城复建、遗址保护、数字文保等话题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业内外人士关注的焦点。
国文创在文物活化、遗址保护及数字化应用领域均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同时也遇到一些问题,诸如:如何在不影响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的基础上进行考古发掘和旧城保护?遗址复建应当建立哪些标准?数字技术在考古和文保领域起到了哪些关键性作用?
近日,带着这些颇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我们采访了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原副司长孟宪民。
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曾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博物馆司司长。长期从事文物保护业务管理和研究工作,发表论文数十篇,合著有《中国古钱谱》《大遗址保护理论与实践》等。
郑振铎先生在《政协会刊》上发表过一篇《拆除城墙问题》,其中指出:“要知道古迹名胜是不可移动的,都市计划是由专家们设计施工的,是可以千变万化,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郑先生赞同现代建设,但认为“如何技巧地和艺术地处理一个城市的整个发展的计划是需要很大的辛勤的研究,仔细的考虑,广泛的讨论”,决不该“操之过急”。
北京城墙拆除前的老照片
郑振铎旧居,位于北京宝禅寺胡同(现名 宝产胡同)
现在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出现的问题,本质上是研究与创意严重脱节造成的,主要是考古调查、发掘与城市规划之间的脱节。开发二者兼容的新方式,是解决这对矛盾的关键。
在这方面,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优秀案例值得我们学习,西班牙巴塞罗那旧城的圣卡特利纳菜市场,就是在五彩斑斓的现代屋顶下,保留了中世纪的修道院遗址。
集购物、餐饮、古迹于一身的圣卡特利纳菜市场
希腊雅典(新)卫城博物馆的“建筑必须要通过底层架空柱的支撑浮于地面之上”的形式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雅典(新)卫城博物馆是在雅典卫城所在的山丘脚下已有的考古遗迹上搭建了100多根水泥柱,再在其上修建了展馆建筑。建筑分成底、中、上三个部分,都围绕不同部分的特殊需求来设计。底层悬浮在考古遗迹之上,柱网是与专家谈判协商得来的结果 ;中层的展厅,由可以俯瞰古代遗迹的坡道到达;上层展厅的建筑形式,与古老的帕特农神庙相呼应,准备迎接现存大英博物馆的石雕回归。
要让古城建筑既合乎当代实用价值,又能展示历史遗迹、保留待发掘的考古遗址,达到科学与人文的完美结合,提升城市整体形象与品味,可以有很多种解决思路和办法,要因地制宜,针对问题,加以综合。
随着科技进步,我们会拥有更加先进的工具和手段,比如用数字技术模拟演算出不同保护方案,降低对原有遗址和建筑的破坏风险,同时尽可能满足现代人生活、发展的需求,最终让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都能完美地融入同一座城。
国文创:随着旧城改造、复建与保护工作的推进,如何平衡生活在旧城之中的“现代人”所面对的旧城保护与人居需求之间的关系?
孟:复兴旧城,包括改善民生,其性质与商业投入、产业开发不同,首先要保证新区建设已经避开古城址,城市生活中心已经外移。然后逐步拆除重要地段的现代建筑物,并迁离有关单位和居民。在旧城留下来的人需要承担更多保护义务,而且为了平衡利益、促进疏解,政府应当引导、鼓励遗址内的部分居民从事与文保相关的产业,使其成为全市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安市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2012年《中国网》曾推介过集安经验,即:遗址区城市建设只做“减法”,疏散人口,外迁公用设施,弱化基本建设,继续拓展文物保护空间。
集安市区俯瞰图,可见古城墙、城中宫署区绿地
199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在《关于西安和城市环境报告》曾说过:“如果想让这个城市恢复历史考古遗址的光荣,并保持良好生活条件,就得制定50至100年的长远规划并严格执行。”所以想要去平衡好二者的关系,就要确定长远规划目标并采取优先行动,而且像习总书记2018年就说过的,要“更多”采用绣花功夫。
西安城墙
国文创:对于已经完全或部分湮灭的古城,遗址复建已逐步成为当下的风潮,您怎样看待这样的现象?遗址复建应当遵循怎样的标准?
孟宪民:城市是历代演变发展的,地下层叠的城址不会湮灭无存。古城全部重建,不必要也没有可能。我在《大遗址承传与美丽城镇的文化复兴》文说到古城重建风潮,认为其优点是重视了古城,有些城市的古城、新城开始分开建设。但很明显至少有两点缺憾:一是拿古城址说事,却回避或拒绝考古发掘;二是地产变相,仍追求容积率,将古城残留的地下真迹,不经考古发掘就彻底挖除了。
“中国是一个地下 ‘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这是郑振铎先生对国情的判断。所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考古遗产保护管理宪章》对重建的要求,更符合我们的实际,可权当标准: 应非常细心谨慎,以免影响任何幸存的考古证据,为达到真实可靠,应该考虑所有来源的证据,在可能和适当情况下,不应直接建在考古遗址之上,并应能够辨别出为重建物。
理解这一段话,要读全文,该宪章还提出了其他基本要求,也要结合实例讨论,制定我们自己的导则。有人认为雷峰新塔是重建物,有人认为不是,经验值得总结。我介绍古城址展示做法的文章曾说它是“复罩遗迹的地标性建筑”,后来还发表过“雷峰新塔模式”值得推广的观点。
倒塌前的雷峰塔与重建后的雷峰塔
国文创:现在许多古城改造都存在“千城一面”的问题,您认为其根源是什么?这一弊端应当如何改善?
孟宪民:“千城一面”不是少数城市的问题。
我们的文保工作有个缺憾,就是没有坚持把各地“十景”“八景”及遗址作为文物来保护,这是造成“千城一面”的主要原因。
郑振铎先生曾主张保护的各地“十景”“八景”,我查过很多地方志,有相当数量是与城市密不可分的,不像今天的风景名胜区,大都离城市很远。因此,改善“千城一面”也应该从此入手。
国文创:在古城保护与文化复兴中,文化脉络选取的标准是什么?除了遗迹遗址的数量与民众认知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孟宪民:关于文脉,除了普通民众比较关注的地标性建筑,还要注意结构性遗存标识的恢复。比如商丘古城的古街道,在明代还叫归德府的时候,就有仁、义、礼、智、信等街名,像仁字一街,仁字二街等。更早的遗址,像春秋时期的宋城遗址都非常有价值,但也不能忽视明、清街道的考古发掘。
所以今天的文化复兴,或人文复兴、文艺复兴,包括城镇复兴,依据是18大报告,属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复兴,绝非简单的复制某一或几个历史时代,而是汲取、继承和发扬本民族及全人类发展至今的、全部的、文化与科学的优秀成果。
商丘古城的归德府城墙
国文创:近年来,在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领域,数字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您怎样看待这样的现象?
孟宪民:随着技术手段日益增多,无论在研究、保护还是复兴的过程中,借助数字技术,可以模拟出更多的可能性,物理世界只能有一种形式,在虚拟世界里,可能性却是可以无限叠加的。
科技考古人员在用三维重建技术复原一艘宋代古船
国文创: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孪生、物联感知等数字与信息化手段来提升治理效能,是否会成为未来古城保护与利用的一大趋势?
孟宪民:在2021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里,就曾两次提到了数字技术。
景德镇古陶瓷数字基因库数字界面
宣言里一方面提及了在全球疫情危机中数字技术所凸显出来的优势,尤其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让人类与文物遗产保持了更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它还强调了数字技术在有效改善遗产地管理和建设方面的潜力,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型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扶持,帮助其利用创新技术优化解决方案。因此,对于文物、古城保护来说,数字技术解决的并不是单一问题,是一种全面的支撑。
《福州宣言》同时还提出要求,将遗产保护与历史城市和居住区可持续发展相结合,采用综合性方法保护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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