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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保护,历史城市作为活的博物馆

时间:2022-08-24 作者:孟宪民 来源:城乡委 点击: 683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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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届世界遗产大会《福州宣言》提出:强调《世界遗产公约》及其在保护生态、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2011年《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要将遗产保护与历史城市和居住区可持续发展相结合;要求进一步加强与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之间的协同,采用综合性方法保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地。

查《建议书》的定义有:8.城市历史景观是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其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9.上述更广泛的背景主要包括遗址的地形、地貌、水文和自然特征;其建成环境,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其地上地下的基础设施;其空地和花园、其土地使用模式和空间安排;感觉和视觉联系;以及城市结构的所有其他要素。背景还包括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做法和价值观、经济进程以及与多样性和特性有关的遗产的无形方面。10.这一定义为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内以全面综合的方式识别、评估、保护和管理城市历史景观打下了基础。11.城市历史景观方法……。“进一步”采用综合性方法,是新提示。

我对综合性方法的关注,始自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第22届大会(2001年)。该中心与世界遗产中心同为国际间政府组织。其2001至2003年计划,有长期战略规划,首条即:提高对文化保护价值的认识,并使之与自然或环境保护挂钩。在具体计划“社区遗产、在用遗址”部分,描述“综合性保护”:主要是为探索、开发和推广使用适当的管理方法,对具有遗产价值的城市和地方社区的保护。以前,强调要先确定和划定重要的城市和地方遗产点,然后再根据各个划定的地点的重要程度制定可行的发展规划。面对今天的发展压力,这种常规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综合性保护计划有两个目标(与两个主要目标群有密切联系):提高政府主管部门和决策人员对地方与城市保护实行综合治理的必要性的认识;提高各级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士结合遗产保护进行一体化发展决策的能力。

由此可见,“综合性方法”是管理方法。采用该方法,打破一些常规,对于贯彻新时代“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方针,按照《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要求“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将大有补益。

保护对象的整体性、完整性、系统性,即“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已强调,但远未做到、不易做到,采用综合性方法,可有力促成。我认为,该方法主要指的是,保护措施的综合性,包括决策、治理等。系统地研究遗产损害及原因,也是关键的措施。这种研究,指向政府和专业人士作为的缺乏和不适当,可以使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化为建设性的科学决策。

例如:历史城市保护中考古调查发掘的缺乏和不适当。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指出:“发掘应该在遭受发展规划、土地用途改变、掠夺和自然蜕化的威胁的古迹和遗址上进行”,而不仅配合基本建设。该宪章,对城市历史景观保护、发展和恢复,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对“重建”的指导,不可忽略。

但是,某些常规很难打破。“公元400年的上限,是为了与考古学学科的普查地图工作做出区别:通常意义上认为公元400年以前的遗迹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法国文化遗产普查的原则、方法和实施》(译林出版社2013)透露了秘诀。《中国文物地图集》为何大量刊出地方志“城池图”?编辑组长叶学明先生说,各地登录文物多无这些城址,要补缺,警示其尚在现今地表下。其实即使登录者也多非文物保护单位,不仅有关规划未注意,政府大幅增加的经费,也受到限制,不能投入。偶有所谓重要发现,成绩可喜,却掩饰了普遍的窘境。新时代,应该考虑指导“大多数”的政策了!

历史名城泉州,是最近的好典型,接受了世界遗产中心的指导,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

见于新华社专访报道,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说:本次申遗,国家文物局指导地方加强泉州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填补了泉州古城考古的空白。开展泉州城市考古、历史研究、价值阐释、规划管理等工作,获得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认可。按照国际组织的建议,我们将整个泉州古城范围纳入世界遗产的缓冲区范围,下一步,我们将指导泉州市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的要求,持续加强城市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泉州申遗很早,基础在于先进的城市考古与保护行动。有记者称:2001年是泉州申遗工作启动元年,也是德济门遗址考古发掘、泉州府文庙广场修复及棂星门遗址考古清理开始的时间。那一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泉州申遗工作。德济门、棂星门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由此有了特殊意义;21世纪初,泉州政府对德济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实施了遗址保护措施,并对遗址的历史信息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与展示,使这一承载丰富历史信息的古城门遗址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周边社区及城市居民非常热爱这处遗产,称之为“露天博物馆”。

另一历史名城集安,是较早的好典型。

其世界遗产地,包括“国内城”即老县城,42片区64平方公里。这也是后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范围,比别的、特别著名的遗址都大得多,有人认为是“伪命题”,该市文物局长解释说,世界遗产地就这么大,城乡居民就生活其中。后见报道:他们不以评上世界遗产为足,确立“整体保护、协调发展、整合资源、系统展示”的遗址保护和城市建设理念,做出更全面规划,遗址区只做“减法”不做“加法”,疏散人口,外迁公用设施,弱化基本建设,继续拓展保护空间将达140平方公里。

综合性办法的尝试,可追溯至上世纪:50、60年代公布大型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制定保护管理办法,如湖北1956年公布“襄阳城”为省保,但后来公布的国保为“襄阳古城墙”;80年代初公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时,曾强调保护古城遗址,后来提出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古城址反而不再提;90年代末提出的大遗址保护规划基本思路是:从发展建设的角度对大遗址抢救保护和展示利用给予整体考虑。

ICCROM启发,2004年国家文物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中长期规划战略研究报告”,曾将“重大遗产地综合性保护”列为优先主题。同年举办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学和技术成果展”,已有“地区与城市遗产综合性保护”的部分。其中主要推介的是集安经验。

任何历史城市,不论大拆大建的如何,都应该采用综合性方法,保护自己的也是属于人类世界的遗产。实现综合保护,包括推进市区考古,很需要一个提纲挈领的抓手:城市及其生态环境作为活的博物馆。

首先,要在城市各处,设置铭牌,对已知但逝去的遗产,加以展示,尽管未必十分明确。宁波曾经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牵头城市,这样做过。

当然,城市大拆而未大建的,急需采取紧急行动,对拆出的空地进行考古揭示,以展现历代的人与自然的遗迹,并向公众展示。这也更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士打破一些常规。

郑振铎先生1957年日记,曾了解保加利亚“博物馆城或博物馆区”、“把整个居民区作为博物馆的城市”;考察捷克斯洛伐克“保护城”,后武伯纶、罗哲文发表《记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物保护工作》文,提到其“有30个城市作为保护单位”。再后,王书庄先生主持制定的文化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有一条:“广泛的运用各种方式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经常的宣传与介绍工作”,应包括将“保护城”作为活的博物馆。

“博物馆物的概念也必须从发展中去把握,”吕济民、苏东海先生在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博物馆》指出,博物馆的物已包罗万象,有文化价值的遗址、遗迹、生态环境的整体都被视为放大了的博物馆的物。二老的观念,符合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即使其仍在不断完善。

这种活的博物馆的形象介绍,可见《世界伟大城市的保护:历史大都会的毁灭与重建》一书。它在分析包括北京的世界22座城市后,描述“重要的文保首创实例”耶路撒冷:“一个居住的地方,也是一个学习的地方。这里的都市成了一个活的博物馆”;“新房子将建在支起的平台上,高于最近才被发现的历史地层。地面以上,现代居住建筑以文脉语境设计并建造,连接着传统本土城市景观的现存片段。地面之下,这个城市是一座博物馆,并不完全封闭,时而上空开敞”。“安放历史信息的铭牌,意义要远大于修饰作用。这样的标记将城市化为一个博物馆”。继而发挥:“活的城市形态,已成为活的博物馆,将反映一个持续的、扩大的公共讨论。”

44届世界遗产大会《福州宣言》最后也有重要提示:

强调数字技术在有效改善遗产地管理和实施能力建设项目方面的潜力;

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加强面向青年人的世界遗产教育和知识分享,以提高他们对世界遗产保护必要性和价值的认识,增长知识和技能,培养新一代世界遗产青年保护者。

世界的大小城市及其生态环境,属于人类的生态文明遗产,属于未来。需要注意的,不仅在于遗产本身的知识分享,而是强调:

数字技术,要致力于有效改善遗产地管理和实施能力建设;

青年教育,要提高他们对遗产保护必要性和价值的认识,培养新时代青年保护者。

正像前述ICCROM所倡导:提高对文化保护价值的认识,并使之与自然或环境保护挂钩。“采用综合性方法保护”本身,价值更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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