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国是理解乡村现代化的基本形态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举措。本书在构建乡村振兴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研究了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智慧治理、农民增收、生产要素流动、农业支持保护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所面临的深层次约束和问题，基于学术研究和实地调研提出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政策建议和体制保障，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府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中国乡村振兴之路：理论、制度与政策》首先提出了一个分析乡村振兴的理论，旨在表明中国在城市化水平达到60%基础上乡村振兴的基本格局，明确提出城乡中国是我们理解、分析和解决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本结构形态，农民的代际革命及他们与土地和村庄的黏度变化是乡村转型的根本维度，任何违背这一规律的极端都将加重乡村问题。

刘守英

2021 年2 月26 日

乡村振兴的理论包括国民经济变革下的城乡结构形态、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的行为特征、农业内涵和功能的重新定义、新型城乡关系的表现，以及作为乡村空间与制度装置的村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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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中国的结构变迁，导致了农民与土地、乡村的黏性发生变化，表现在代际上的农民分化：“农一代”在离土、出村后回村、返农，但是“农二代”出村后不回村、乡土变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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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二代”的离土、离村，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定义农业，包括阐释新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新内涵，对农业功能、形态与产业有新的认识，以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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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代际分化与农业的新界定，意味着村庄的功能和制度会发生变化，村庄发生分化，乡村制度与治理出现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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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产业、村庄的变化背后是城乡的互动与融合，表现在资本、劳动与土地等要素在城乡间的对流增强，城市对乡村的需求上升，城、镇、村的分工更加明确，以及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融共生。

  
  

▲ 关于乡村振兴的理论

01

城乡中国结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不同于乡土中国下的乡土重建，也不是面对的结构转型完成后城市中国的乡村问题，而是要解决我们所称的城乡中国的乡村问题。本书课题组几年来组织经济学、社会学的力量，对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变革与城乡转型进行了长时段研究，自近代以来，中国先后历经近代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乡村工业化，以及参与全球化的沿海为主的工业化，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的结构变革，转型的成色取决于结构变革对乡村的影响。

通过两个维度——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考察农民与土地及村庄的黏度变化，我们发现，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在各个阶段的推进方式不同，由此带来的农民与土地和村庄的黏度变化也不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被绑缚于土的乡土中国农民历经了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绑缚于土、乡村工业化时期的粘连于土、沿海工业化初期进城又返乡的“农一代”的依恋于土，进而到“农二代”时期的离土、离村、不回村、乡土变故土的新阶段。

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扩展农民向城市自由流动空间的同时，也使得传统的村庄制度发生转型，随着农民的离土、出村，不仅村庄功能及其在国家工业化阶段所强化构建的“集体”等制度安排发生蜕变，传统村庄的非正式制度也在农民异质化中迈向其现代转型，村庄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分化、衰而未亡与复活并存的格局。

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已经投射到乡村，均质化的小农已高度分化，长期依赖过密劳动投入的土地密集型农业已转向依赖资本投入的劳动集约型农业，承载乡土社会的村庄呈现分化，维系熟人社会的制度出现锐变。

乡村巨变使这个古老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国已经发生的转型是历史性的，且具有不可逆性，即已由过去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转变为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为此我们提出，从结构形态意义上，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历经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中国三个阶段，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将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结构特征。

▲ 农民与土地、村庄的黏性

02

农民分化与代际革命

决定未来城乡格局及乡村变迁的根本力量是农民的分化与代际变化。

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数据发现，中国传统均质化的、以农为生的小农已出现高度异质化，到2012 年，纯农户仅为18.3%，纯非农户为15.9%，一兼户（以农为主、兼营非农业的农业兼业户）和二兼户（以非农为主、兼营农业的非农业的兼业户）分别为30.1%和35.7%。

农户的分化还会进一步加深。我们通过利用2011～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农民迁移的代际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自20 世纪90 年代出现的农民工（我们称的“农一代”）实现了有别于乡土中国农民的离土、出村，但是，由于城市权利对这批撞城入城的农民的不开放及“农一代”与土地和农业的特殊关联，他们大多数最终选择了回村、返农。

现在“80 后”“90 后”（我们称之为“农二代”）已经成为城乡迁移的主力军，他们保留着农民身份，但已不再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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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二代”差不多进入劳动年龄就开始离开家乡，他们的初次外出务工平均年龄为21.7 岁，与农业和土地的关系疏离，平均每年在外时间达9 个月，不像他们的上一辈那样农忙时回家打理农事，他们之中87.3%的人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平均每年花费在农业活动上的时间仅0.7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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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城市中，逐渐不再从事其擅长的建筑业（仅有10%左右还从事这一行当），而是主要从事更为正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两者所占比重各超过40%，从事机关、专业技术岗位的比例也在增加，还有部分选择自营劳动或作为雇主进行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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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15 年，“90 后”更高达9.79 年，他们在城市里也获得了比“农一代”更多的工作技能培训，人力资本的提高更有利于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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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迁移的距离更长，跨省流动、前往东部地区及大中城市务工经商是他们的主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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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既看重在外挣钱，也在乎家庭团聚和孩子教育，2003 年以来，举家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和占比不断增长，2014 年达到21.27%。大部分家庭将孩子带在身边，让其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到初中程度，高中期间由父母一方回县城陪读，直到孩子完成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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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农二代”在城市的消费方式已经与城市同龄人趋同，他们乐于通过商场、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在外面挣得的收入70%在城市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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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像“农一代”那样有钱就在农村盖房，而是选择将积累的资本在本地的县城和城镇买房，显示出将未来“落叶归根”于城而非村的倾向，2016 年农民工购房占农民工总数的17.8%，其中购买商品房的为16.5%。“农二代”购房意愿比本地农业户籍居民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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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很强，“农二代”在工作地享有社保的比例显著高于“农一代”，但是由于城乡之间的那堵墙的隔离，他们对不被城市接纳的感受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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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与乡村的情感联结渐行渐远，不少人在春节返乡时住在县城或乡镇的酒店，再开车回到村里，经过短暂停留后又回城。

  
  

“农二代”的出村、不回村，正在令乡土变故土，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礼治秩序、非正式规则等正面临严重冲击与挑战。“农二代”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行为特征呈现显著的代际差别，甚至具有不可逆性，其成为引领中国城乡关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 农民的分化与代际革命 。

03

重新定义农业

农业的生命力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和竞争力提高，乡村振兴就成了无源之水。

▲ 重新定义农业

首先，“三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对“三农”问题作为国计民生及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强调毋庸置疑，但是截至2016 年农业生产总值占GDP 比重已低至4.3%，农业就业占比已低至27.7%，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遭到挑战，需要阐释新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通过基于真实世界的案例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从农业产出品的不可替代性、农业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农业的生态等多功能性，以及农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性等方面来重新表述农业基础性作用。

其次，明确新阶段农业的内涵。长期以来，受困于温饱和农业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中国的农业内涵被不断窄化，主要就是提供粮食，农业变成了种植农业，甚至粮食农业。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居民消费需求变化，城乡关系调整，需要重新审视农业的内涵，尤其是要做出新阶段需求的内涵拓展。农业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与有生命的动植物打交道的整个自然再生产过程，只要是与土地结合、与有生命的动植物打交道、在自然上进行的再生产过程和创造，都是农业的范畴，农业内涵的重新定义，将为未来乡村产业发展和经济活动的变化打下基础。

再次，农业功能、形态与产业的新认识。在老百姓食物消费从“吃饱”向“吃好”转变，以及城市化带来对乡村新需求增长的情况下，农业的功能开始扩展，从原来的粮食农业转向休闲、转向生态、转向文化。农业的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业服务业、农业旅游业、农业休闲业快速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在2010 年以后增长极其迅速，游客数量从2008 年3 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4 亿人次，2011 年跃升至6 亿人次，并在2014 年、2015 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分别达到了12 亿人次和22 亿人次。农业的功能变化带来农业形态的变化，农业产业将经历裂变。农业的工业化成为关键，随着乡村产业发展，传统制造业工业化理念将得到矫正，正如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所指出的，工业化就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就是基要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创新、企业效率等，这些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规模报酬的递增。中国的未来农业领域将产生各种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迎来农业工业化发展的巨大机会。

最后，农业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变。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数据分析发现，由于人口迁移，尤其是代际变化，农业劳动机会成本上升，农业发展模式发生历史性转折。在农业投入上机械替代劳动，农业同非农业用工竞争加剧，劳动力价格上涨，农作物劳动投入成本上升，1999～2015 年，主要作物用工成本上升、亩均用工减少，农民采取减少劳动力投入、增加机械和资本投入的策略，带来各类农业机械使用量每年6%左右的快速增长。农业发展动能发生变化，21 世纪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其增速远远超过土地生产率。2000～2012 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46%，农业人均产值年增长率高达14.11%，同期亩均产量年增长率只有1.73%。长期依靠高劳动投入提高土地单产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正在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的农业正在历经一场革命，它将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脊梁。

04

村庄演化与乡村现代化

乡村是城市区域以外的重要地理空间，乡村也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区域。村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载体，是维系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制度装置。因此，乡村是一个由地理空间、经济活动空间、社会关系和制度秩序组成的农民、农业、村庄三位一体的结构。进到乡村，除了成千上万的小农，还有村庄。在乡村振兴考量中，村庄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和观察单位。

首先，我们要重新梳理村庄功能及其制度演化。

基于历史和社会学研究，我们发现，在乡土中国，村庄无论从其地理空间、社会关系抑或组织规则而言，都是无法被忽视的基础性社会建制，我们将村庄作为一种制度装置来理解，视其为维系村庄秩序的各种制度、规则与关系的总和。村庄在乡土中国承担着重要的功能，包括进行宗教活动和经济活动，以及地方秩序维系和地方防卫等。村庄制度事实上奠定了乡土社会的一整套规则、价值乃至公私秩序的基础。

1949 年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全面渗透乡村，通过土改、集体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传统乡村社会的秩序和治理结构被重构，村干部取代传统的士绅阶层成为乡村领导者。土地改革以重分土地方式废除了地主所有制，也重构了乡村的治理秩序和制度规范；合作化运动使乡村土地产权由私向公转变，也使以合作名义的强制性集体组织在乡村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完成了乡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产权制度建构，也实现国家对乡村主导权的制度化。国家在集体化时期事实上成为经济要素第一位的决策者、支配者和受益者，依靠国家权力建构的“集体”组织承担着贯彻和执行国家意志的功能，成为一个担负基本经济职能和一定政治控制功能的地方组织。当然，农村尽管进行了如此强大的集体化再造，但并未彻底解构传统村庄制度，实际上乡村里的组织、管理、协调、合作等还依赖于此。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本质上是一个“传统村庄+集体”的结合体。由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依然是相对封闭的社会，个体在特定语境中非常介意自己的地位与处境，权力不只是有形的，自上而下的，一些老人、能人也掌握话语力量。集体化制度下的村庄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文化规范，正式权力、精英与非正式权力、精英合作等基本延续了传统乡土社会的规范与秩序形态。

就农民与村庄的关系论，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变化是家庭经营的复归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村一级经济功能在大多数村庄退出，代之以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行政功能。1987 年通过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在乡村实行村民自治。在非正式制度方面，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宗族组织在全国各地快速复兴，一系列在集体化时期被禁止的活动，如祭祖、年会、修缮祠堂、编修族谱等开始回归乃至复兴。随着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农村地区村民自治的发展，农村基层组织与宗族组织之间出现互动。在执行上级政府各项工作的村委会及党支部的运作之外，村庄的宗族掌管着一定的公共财产，并承担了不同的宗教类、礼仪文化类、经济资产管理类及道德规范类活动，不少村庄出现了如老年协会、“修桥”与“修路”委员会等大量的民间组织。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村庄制度更多表现为，在集体力量渐趋弱化与瓦解的情况下，传统村庄制度与规则续存并部分转向复兴。

2000 年以后，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使得农民对国家的义务取消，城乡统筹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公共财政覆盖乡村、支农惠农项目下乡等，使得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由取到予的转变。在村庄形态上，村庄合并、村改居等成为全国性态势，部分地方出现赶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在村庄正式治理方面，这一时期实行了村干部工资的财政覆盖，村干部行政化，乡镇政府通过驻村干部包村、大学生村官进村等方式加强渗透村治及村庄选举等重大事项，对村民自治造成一定程度的空间挤压，导致村干部身份转化和双重角色的不平衡。这一时期也在一些地方进行村治的实践，村民自治下沉到自然村，或村民小组。村庄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尚未出现根本性变化，“村中人情往来”支出居高不下，说明传统村庄制度规范对于农户，尤其是“农一代”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 村庄演化与乡村现代化

其次，关注村庄的分化。

伴随城市化进程，中国的村庄缩减势成必然。1985年时全国行政村数量为94.1 万个，到2016 年时减少到52.6 万个；全国自然村数量从1990 年的377 万个降到2016 年的261 万个；1997 年时全国村民小组共535.8万个，到2016 年时减少到447.8 万个。未来的村庄数量还会进一步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农作方式变化带来耕作半径扩大，由此形成范围更大的村落；另一方面是因为村落人口减少难以满足公共服务供给需要的适度规模，由此人口少的村庄因为公共服务不能供给而消亡。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村庄的分化加剧，村落的活化与衰落并存。具体表现在相当部分村庄“农二代”的去村化趋向及“农三代”的完全城市化，这会使多数村庄进一步衰落。然而，还有一类村庄会在新的城乡关系中复活甚至兴旺，其中部分村庄会随着城市扩展直接融入城市，部分村庄可能成为连接城乡的驿站，还有一些村庄则因为自身的独特性加上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的努力而活化，这些活化的村庄或者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或者能够提供具有地方性、独特性、安全性的产品，或者有好的带头人，或者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子，等等。

最后，乡村制度与治理的大变局。随着乡村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维系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及人情关系趋于淡漠，村民的集体意识降低，村庄共同体的向心力与凝聚力降低。代际革命带来的村里人成为陌生人，礼治秩序让位于经济权力的主宰，村庄治理结构、规则与秩序正在进一步演化与变迁。

05

城乡的互动与融合

在城乡中国结构下，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变化最终会反映在城乡关系上。中国在经历急速的城市化以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正在重塑。单向的城市化正在转向城乡互动。在城乡巨大差距、城乡二元体制和政府主导发展权的共同作用下，上一轮的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从乡村向城市单向配置。基于真实世界的观察、试点参与、案例研究，我们发现，近年来，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配置与互动增强，资本下乡的速度和规模增加，劳动力流动出现一定比例的从沿海向内陆的回流，乡村经济活动变化带来建设用地需求增加。我们研究发现，随着城乡中国的到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转向城乡互动。

▲ 城乡的互动与融合

其一，资本、劳动与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对流增强。随着乡村经济活动的变化，资本下乡增加；劳动力在继续由乡到城的迁移趋势下，部分在城市闯荡积累能力的乡土青年回到家乡创业，企业家在乡村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进行新的商业和经营模式尝试，部分城里人到乡村创业和寻找新的生活方式；资本和劳动的城乡再配置，带来乡村建设用地需求的上升。

其二，城市对乡村的需求上升。在急速城市化时期，人们的普遍观念是，工业和城市的生产率高于农业和乡村，城市代表先进，乡村代表落后，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乡村逐渐消失。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还未发展到一半时，大量的城市问题出现并加剧，城里人主动到乡村寻找与城市差异化的休闲、宁静的生活方式，带来乡村经济发展机会的增加和村庄活化。

其三，城、镇、村的功能分工更加明确。随着城乡互动的增强，市场和经济力量在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配置主导性增强，更有利于大城市、城镇与乡村发展各自比较优势。大城市发挥其集聚、效率、创新、知识、产业、就业的优势，成为城乡人口就业和创造收入机会的场所；活化的村庄在满足城里人新的消费需求的同时，发展出一批体现乡村特色、个性化、有地方风格的产业；在大城市和活化的乡村之间，部分乡镇成为连接城乡的驿站，承担城市部分产业转移等功能，也成为城乡人口互动的过渡地带。

其四，更为根本的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共融共生。我们在城市化过半以后才发现，不平等的城乡关系不仅没有消灭乡村文明，城市文明也出现大量病兆。城里人的经济活动和生活被城市病困扰，他们开始主动到乡下去寻找另一种文明的慰藉。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存与呼应是城乡中国阶段的基本特征。乡村是城市以外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具有不可替代性。城市越来越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乡村则代表落后贫穷。但乡村是永远存在的，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国家，都有乡村存在。城与乡两个板块不能割裂，但城市高度繁荣、乡村衰败，正是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但城市高度繁荣，乡村衰败，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紧迫问题。城乡真正好的形态是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彼此共生，互有特点，但相互交融。城乡互动是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发展、人们消费需求变化的结果，具有阶段转换与趋势变化的性质，将成为城乡中国的一个基本特征。

本文摘编自《中国乡村振兴之路：理论、制度与政策》（刘守英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11）一书“第一章 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制度供给"，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