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跨时代的前进号角

徐悲鸿先生说，“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的呼吸，消沉的民族里方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基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重温悲鸿先生发自肺腑之言，越发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之不朽。

田汉（右）与聂耳：1933年于上海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田汉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其中国歌凝聚了他生命和艺术的精华，成为“中华民族百年激奋和觉醒的表现，也是近百年来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 田汉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贡献，正是由于《国歌》是特定的人物与时代结合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必将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深远影响。

1907年，田汉的舅父，同盟会员、中华革命党员、民主革命烈士易象（中）

与林伯渠（左）合影

国歌的创作源于强烈的家国情怀。田汉一生所从事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艺术事业，而是以艺术体现他改造社会的“问世之志”。他从小受母亲易克勤、老师、特别是舅父易象先生的教导，明白要做一个正直、有气节的人，并从民间戏曲里悟到正义感和斗争精神，逐步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自救意识和改造社会的责任感” 。在长沙修业中学和长沙师范上学期间，他接受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认识到社会革命的重要性，奠定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 

田汉在长沙师范读书时的恩师徐特立先生

在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历史时期，他经常和同学们谈论国家大事 。他的人生目标是成就事业，报效国家；他把以艺术为武器，做“中国的易卜生”以“图社会之改造”作为自己的远大志向，立志要以至诚之心追求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一个强大、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1929年田汉在广州黄花岗凭吊烈士

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惨败和戊戌变法血的事实给他强烈震撼，种下了他一生对国家民族命运强烈关注的种子。他十三岁曾以必死的志愿去参加学生军 ，十七岁写出了“愤慨国事”、“讽刺时政”的《新桃花扇》，提出了强国、强兵、强实业和强教育的救国理念。

1930年代田汉在阅读

他对外国的铁蹄在中国横行十分愤慲，在《黄浦怒涛曲》一诗中写道：“祖宗积下的明珠，一粒粒，等闲断送。绿草上不许你短笛横吹，绿杨边不许你笑倾新瓮，只许木屐儿策杖行吟，碧眼儿挥鞭引鞚”。  在《正义之呼声》中他呼吁：“凡我血气之伦，安忍坐视中国之不救？” 表现出他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炽烈情怀，而正义感和爱国热情，正是他艺术生命的源泉。

1934年7月，田汉编剧、聂耳作曲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公演，图中抱着被日军打死的小柱子的老王由聂耳扮演。

抗敌剧团在武汉街头演出

“9.18事变”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序幕。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田汉义愤填膺，全身心投入到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1934年的中国，南方北方大水大旱，民不聊生，国内矛盾加剧，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步伐，可谓天灾人祸。正是此时，田汉以其特有的历史、政治敏感性和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以对中华民族深切的爱，写出了《风云儿女》电影和其中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站在时代的前沿振臂呐喊。

《义勇军进行曲》曲作者聂耳

将《风云儿女》改成电影脚本的夏衍

电影《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

国歌的独特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是厚积薄发的结晶。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都会具有其深厚的底蕴和艺术家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国歌创作之前，其中许多精神内涵就已经在一些作品中表现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美国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录制的唱片《起来》（即《义勇军进行曲》）

1944年由凯瑟琳·赫本等主演的抗日电影《龙种》中用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1933年，他就对民族危机有所预测，指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惨烈的更大规模的屠杀的危机，是到处在酝酿着发展着。而且，自从一九三一年东北事变以来，已喷出了最初的烈焰……中国民族是这一新战争不可避免的牺牲者。中国被压迫大众，是被逼着不自己起来做主人开始自己的运命，就得准备做这一战争的炮灰，我们的子子孙孙得准备做帝国主义者的奴隶！” 这一论断正预示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思想基础和历史必然。

殷雄：油画《风云儿女》

他呼吁民族自救奋斗，在他的早期作品《咖啡店之一夜》中，鼓励人们丢弃伤感和苦闷，在社会中携手同行，勇敢地生活下去。在《败残者的胜利》一诗中，他歌颂“败残者”的生命力，顽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在《漂泊的舞蹈家》中，他抒发以“艺术救济平民”，去“慰藉他们的痛苦”的愿景。他赞扬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电影《风云儿女》主演王人美、袁牧之

 舅舅易象被军阀杀害，使他猛醒，改变了他对人生的态度，在痛苦中增强了反抗意识。在《薜亚萝之鬼》、《灵光》等剧作中，他的奋斗和反抗精神已经成为主调。面对社会的黑暗，他决心“以正义为武器以与中国之一切恶魔战也。” 

1935年7月田汉所写的悼聂耳诗

在之前他的一些诗作中，已经出现了国歌的雏形。在《日出之前》中他写道，“我们做主人或是做奴隶，就只能争这一严重的刹那。起来罢，两重压迫下的中国人，为着新的黎明而挣扎”。 他在《万里长城》中写道，“长城长，空中看来一矮墙。帝国主义强盗强，昔夺沈阳今朝阳，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烧我房屋杀我兄弟姊妹和爹娘！看看中国将沦亡,做奴隶，不愿为奴上前抵！锄头、斧头，菜刀、鸟枪一齐起。救国只能靠自己！  他高喊“我们要做主人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他靠“硬干”起家，曾说“南国无以为宝，惟聪明忠实之同志以为宝”， 深知没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干不成事业的。如果没有聂耳、夏衍、孙师毅、许幸之这些好兄弟，也不会有国歌的成功。对于国家而言，没有万众一心，是不可能战胜强大敌人的。从他早期“凡是新精神的孩子，都是我的兄弟啊”的思想，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呼声，表现出从朋友之情到大众之情的升华。国歌凝聚了他的精神，聚合了他的创作，找到了能将个人情感与群体意志、艺术追求与时代需求统一起来、协调一致的形式，成为他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作品。

1935年，救亡剧《回春之曲》剧照

国歌体现的民族精神是跨越时代的号角。1949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议案；1978年3月5日，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重新填词的“国歌”，而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就通过决议，撤消了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歌”的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17年9月1日，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在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宪法中，在新时代继续确定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法律地位。这是83年的苦难与辉煌，这是具有真理意义的历史选择。这段历史本身就表明，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具有难以磨灭的跨时代意义，蕴含了跨时代的民族精神：

指挥家于海先生连续十年提案聚焦国歌立法

一是人民要做把握自己的命运、创造历史的主人。国歌中表述的“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就是中华民族。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决定在敌人的武器而决定在全国广大劳苦民众的意志。但凡他们不肯做奴隶，他们势必能把帝国主义强盗踢出去的，不管他的飞机大炮是多么厉害。因此只有组织了民众自己的力量，才是真正能防卫中国民族自己的家的万里长城！” 同样，随着时代的演进，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仍然取决于人民。

1936年6月7日刘良模指挥上海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二是居安思危才能应对各种挑战。不论在任何时代，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要面临各种危机和挑战。在新时代，“敌人的炮火”不一定都是飞机，坦克、大炮，而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障碍，我们必须勇敢地迎接挑战，突破障碍，才能奋力向前。田汉出生在戊戌年间，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国共对抗和抗日战争，他的家国情怀使他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在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面临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亡国的危险。没有一个世界强国是没有危机意识的，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仍然是危机四伏，博弈激烈，险境环生。如果不居安思危，永远保持警惕应对挑战，仍然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1937年“8.13”抗战中，上海市民在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三是不怕牺牲团结奋斗才能救自己救中国。长城是田汉心目中的图腾，他是长城文化的崇拜者。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魄力和长治久安的稳定性。面对危机和挑战，不能靠神仙皇帝，只能靠我们自己。要靠全民族的自卫来拯救，像古代工匠以自己的血肉溶入铁水铸成巨钟那样，抗战中的中国人民要把血肉溶入反抗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洪流，守住国家生死存亡的底线，筑起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的精神长城和物质长城，这就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信心和民族生命力之所在。有了这种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就会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不断升华，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和强大的国家，能够为全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

1937年“8.13”抗战中，上海戏剧救亡协会到医院向受伤的抗日将士进行慰问演出

国歌的思想境界是永远的精神财富。国歌反映了抗日战争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本质，“跃动着时代的脉搏，反映着大众的呼声，显示出昂扬向上的革命精神，” 昭示了历史的前进方向。它具有“在新的战斗环境中发展起来而取得崭新的意义”， 在那个时代动员了广大民众，产生了民族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达到了艺术与社会效果融合的高境界。

1930年代的田汉

国歌是美的艺术，具有伟大作品的共有特质。民族抗战的现实强烈地震撼了戏剧家的心弦，调动了他长期的深层思考和艺术积累，溶合戏剧、诗歌、戏曲和电影等方式，产生出鲜明的爱憎，触发出内心的审美情感。这种情感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是生命的结晶和绽放，体现出时代精神。它可以通过审美触及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产生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成为民族精神的主体意识和艺术之魂。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国歌体现了崇高的思想境界。从任何有价值的作品中都能透析出深刻的思想动机。在那个创作的年代，田汉认识到民族的生死搏斗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良机。“今日的战争既是人民的战争，这战争又都为着一个伟大崇高的文化目的” ，这里所说的文化目的，无疑是指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从而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在这里，艺术作品的“魂”就与社会历史的远大理想水乳交融。

嘉哲：版画《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国歌闪烁的人格力量鼓舞我们不断前进。文如其人，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是他人格特征的外在表现。田汉出身贫寒，有着对帝国主义、黑暗势力的痛恨和对人民的无比热爱。他有大历史观、博大情怀和远大志向，经历了火与血的考验，身体力行，百折不挠，为实践他的理想而奋斗。他以文艺为武器，为争取民族自由独立而战，传达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奋起抵御外敌的民族声音，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奠基人之一。

田汉在修改文稿

他心存大众，为了人民，贴近实际进行艺术创作，善于从历史和现实中学习，得英雄之气，江山之助，将创作赋予充沛的感情和英雄情怀，为新时代歌唱，替老百姓呼号。他善于从中国传统与民间思想文化中寻找民族的血脉，使其与新文化相通。他英勇无畏，富贵不能淫，自觉把个人命运、艺术创作活动同中华民族解放斗争进程紧紧结合，奋斗终身。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他用一腔热血唱出生命之歌，以鲜血捍卫理想之光，以宁折不屈的气节维护尊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田汉这样的人就会有这样的心声和民族精神，国家就必不会亡！

（本文基于研讨会发言，一些照片来自网络，对此致谢）   

转自：  南杰文化微信公众号